在我的劝导之下，争端总算平息了，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也到宋家去看望了他们全家，算是把这个场面给圆了过来。实际上两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她生气了，还以为她在谁的家里串门去了呢！
但是我一直不希望会出现的“第一枪”，终于由她打出。我知道，没有第一枪，就不会有第二枪，战争也永远不会打起来；如果有了第一枪，第二枪就会接踵而至，战争就很可能会爆发。而且事实上后来为了这个宋家的大女儿，我与娟之间确实爆发过好几次“战争”，特别是我回到北京以后，小华高中毕业，来“投奔”我，我给她介绍了工作，就住在我家里，顺便照顾小永。娟来北京探亲，总是坚持要把她赶出去，不许她在我家住，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小华只好自己找地方搬走了，弄得她们俩直到今天也不见面。──本来是一件好事，愣给弄得不欢而散，这叫何苦！
如果老天爷一定要安排我第三次离婚，这条导火线既不会是政治的因素，也不会是经济的因素，很可能就会是生活的因素了。──不过现在我已经是“离休干部”的身份，不再是二劳改，即便真有这样的节目演出，也不是“二劳改与女人们”的故事了。何况我年已古稀，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盛典，只有听老天爷的安排了！
后记
一九九八年深秋，我参加一个作家代表团，到东北去采风，团长是吉狄马加，副团长是牧惠。
就在此前不久，张扬在《家庭》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报道《作家吴越和他的三个同名女儿》。《家庭》是大陆最畅销的杂志之一，销量四百多万册，加上此文全国各地转载的很多，仅就我个人所见，就有十六家报刊转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代表团成员中，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都知道这件事情。作家们凑在一起，不论是车上、饭桌上还是闲谈中、行进中，总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于是，关于我讨三个老婆并有三个同名女儿的话题，就不止一次地扯了出来。既然大家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反正张扬老弟早已经把我的这些事情捅了出去，也没有保密的必要，于是从我自己的故事又扯到了二劳改们的故事，话题越扯越远，故事也越扯越多。有好几次在饭桌上，尽听我一个人说了。我一张嘴顾得了说话顾不上吃，饭没吃饱倒不至于，吃得比别人少，却是真的。
大家都说我讲的故事不但有趣，也有内涵，都动员我写出来。在座的傅小北，当时主管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期刊，手底下有五个刊物，他要求我写成连载形式，由他拿去交给《追求》杂志发表。
回到北京以后，我排开杂务，集中了一段时间专门写这篇文章。小北要求我写五六万字，但是我一发而不可收，写完了一看，居然有十几万字了。小北感到为难：一期刊一万字，还要连载一年多呢，这怎么可能？
作协创联部的徐忠志先生，是我们代表团的秘书。他对我这个故事也很感兴趣，就把稿子拿去给《中国作家》。编辑同志看了以后，却说字数太少了，如果能够扩展到三十多万字，他们可以一期刊出，效果好，影响也大。于是我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稿子扩充到三十多万字。徐忠志先生为了把牢起见，还把稿子送到中宣部文艺局看过，认为没有问题，这才交给《中国作家》。编辑部看后答复：如果没有别的阻碍，计划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一次刊出。
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别的阻碍”，稿子一直没发也没退，看样子，一时半会儿的是发不了了。
早在一九九八年，张扬就在他的文章末尾预告：吴越将在他的晚年，写一部绝唱，书名就叫《三个同名的女儿》。如今我年逾古稀，大概已经到了“晚年”了，但是要写一部“绝唱”，却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一部，虽然主题是“二劳改”们的婚姻故事，却已经包含了“三个同名女儿”的大致情况，即便还不全面，至少也是《三个同名女儿》的长编吧。
吴 越
2002年1 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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