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话表过，再回到一九七六年的清河农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来信，告诉我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样快：稿子是娟十一月三日从缙云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十一月六日收到。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便用的是“流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但是我有了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在浙江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
我心知政审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满不错嘛！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好很客气地回答：“您住在东村，我住在西村。没事儿您难得到西村来走走，来了也只在队部坐坐，从来不跟我们见面，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事情？”
“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人人都坏，并且全方位广角度地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其中虽然也有“官逼民反”的内容，但不是主题，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描写农民起义”，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今年刚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对呀，你既然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所写的小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吗？既然你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
张场长不愧是场长，水平比张干事高多了，至少他还学过哲学基础，懂得三段论证法，逻辑分明，条理清楚，结论准确，不像张干事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地是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张场长见我不说话了，笑了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
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中青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蠲”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同志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当时正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编辑组的黄伊同志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同志审读。李庚同志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同志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真名究竟是吴越呢，还是楼兴蠲！
第八章 最俭朴的婚事
婚事既然已经决定，我们觉得宜早不宜晚，打算在一九七六年年底把手续办了。
尽管娟的一家子都是党员，但是当时她自己还不是党员，而是被培养入党的对象。按照组织原则，她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即将结婚的事情。关于我的身份，她不想过早暴露，所以只说我在北京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工作。为了搞清我的政治面貌，支部书记决定发文到农场外调，她当然不能表示异议，但是支书写好了外调信，她却要求自己寄，支书也没反对。只是她拿到外调信以后，却没有发出，而是锁在抽屉里了。
我这边立即打报告，第一要求请结婚假，第二要求开结婚介绍信。前面我说过，劳改农场对于就业人员要求结婚，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婚姻无着”正是就业人员普遍不满的问题，因此只要“老就”们找到了对象，农场一定支持。这方面，清河农场比团河农场要松得多。团河农场是必须先看见女方的介绍信才开男方的介绍信，清河农场不但一打报告就批，而且开结婚介绍信根本不翻档案，全听你自己说，你说什么管教干事就写什么。因此，尽管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但我开出来的结婚介绍信，居然写的还是“未婚”。
一九七五年，我回缙云探亲，已经把我几年来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经过一年的“再积累”，也不过攒了一百多块钱，所以一九七六年年底，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到了新建。不过清河农场的哥儿们听说我又要结婚了，这个五块那个十块的（要知道，当时“二劳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元上下），居然也收了一百零五块钱的“贺礼”。我用这笔钱给娟买了一只手表，除此之外，没给她买任何东西，没给她的家人买任何东西，也没给我自己买任何东西。不过我在北京买了两条好烟，到金华又买了五六斤水果糖，这是娟点名要的。因为缙云买不到好烟，出的水果糖吃起来虽然一样甜，价钱也不贵，但是颜色太黑，不大好看。
那时候，从金华到新建还没有直达汽车，我必须先从金华坐车到一个叫做“外堰”的小站，然后等待从缙云到新建的班车到来。这趟班车一天只开四次，所以等了很久，到达新建，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到肉店找到了娟，这是我与她第二次见面。她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结婚的消息，店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她给店里人打了个招呼，就把我带到了她住的火腿厂仓库外面的那间小屋。
张永贤听说我要结婚，用他老婆筛沙子挣的钱买了一丈二尺布票，再买了一丈二尺花布，做成一床被面，给娟寄来了。我二哥听说我要结婚，而且听我说娟的床上连条床单也没有，急我之所急，尽管那时候他依旧一个月领二十八元钱生活费，还是给娟寄来了一条床单。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间小屋。照我估计，这将是我们的新房了。屋子经过整理，铺上了新床单，叠着新被子，撤了天罗地网似的拉着的绳子，房间里干净利落多了。
我们同时在床沿上坐下，我的第一句话是问：“咱们现在还没登记，你后悔不？要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她笑了起来说：“都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太晚了吧？何况我根本就不后悔！”
“既然你不后悔，那你就是我的了。”我把她拥进怀里，给了她我们相识以来的第一个吻，也是此生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吻。
婚事再次砸定以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与家人见面。她的哥哥在合肥，四个妹妹三个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妹。加上她的父母亲，全家一共四个人。家里似乎对她选择了这样一个丈夫并不太满意，或者是一家人都不善于辞令，总之是见了我大都冷冷的，没什么话可说。在她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贫下中农的家常饭，基本上全是素的。
也可以这样说，直到这时候，不但街坊四邻不知道她家来了一个新女婿，就连她家里人，似乎也没做结婚的任何准备。
吃过晚饭，她把我送到火腿厂她自己的房间里。我问她婚事将怎么进行，她叫我不要过问，一切都听她的安排。还没有登记，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我长途旅行，一路辛苦，她要我早点儿休息，她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到肉店上班，忙过了清晨最紧张的那一阵子，她找个人代班，这才到宿舍叫我揣上两包比较好点儿的糖块儿，带我上公社登记去。
新建公社是个大社，下面有六个大队，相当于乡的建制，大院子里有许多房子。她先找到了公社书记黄金保。这是一个挺瘦的高个子中年人，烟瘾极大，把一口牙都熏黑了。据娟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农村的人，凡是家里有婚丧喜庆，办酒席招待，按例都要请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到家里坐上席。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二百多天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而且不喝醉了不回家。独有这个黄金保是例外，尽管他烟瘾很大，一个月抽烟的钱就要占去他收入的一半儿，家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吃饭。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与娟的关系相当好，早先娟当民兵连连长，黄金保当大队支书，晚上一起出去巡逻，回来以后就在她家一起煮面条吃，也没油，只是酱油汤加点儿葱花儿而已。但就是这样好的干部，“文革”期间还是挨整了。他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任的公社书记。难怪我刚一下汽车，就看见广场上挂着红布的横幅：“坚决拥护黄金保同志主持公社日常工作！”
娟把我介绍给黄书记，并献上了一包糖，黄书记听说这是喜糖，连说：“这糖我可得吃。”我连忙递上了好烟，尽管他从来不抽人家的烟，一天到晚就熏三毛多钱一包的“西湖牌”，但却接过我的烟去立即点上，并说：“这烟我可得抽。”接着就谴责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不该连婚事也向他保密。娟也有说词儿：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向食品站的党支部汇报了，是支书没向他汇报。再说，现在不是把丈夫带来请他当面审查、请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请他喝喜酒吗？他呵呵笑着：“是你挑的丈夫，不用审查，准没错儿。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都挑了十几年了，不是好样儿的，你能点头？这手续，我去帮你办，这喜酒，我也一定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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