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出了北门，刚蹬了十几里路，迎面碰见了徐子豪。他也骑着自行车，见了我，喊了我一声，立刻跳下车来，高兴地说：“真巧，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也跳下车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姐一定要见见你，逼着我立刻骑车上壶镇去找。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真巧！要不，我赶到壶镇，还是找不到你，岂不是两头错包了？”
“你姐为什么要见我呢？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小学教师。不为什么，就为我回家以后，说起我托你在北京买灰涤卡和混纺毕基的事儿，我姐说：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肯帮忙，还要你贴工业券，这可是将近半年的工业券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所以一定要见见你。”
“可我现在是跟我这个老同学到河阳去的，我们三十年没见，想多聊聊呢！”
“那不行，你得先跟我走。你先见了我姐，再到河阳去，还不行么？好在并不绕多远，最多多走五六里路，骑自行车，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怎么样？”
我还在犹豫，何同仁说话了：“人家都要上壶镇去找你了，那可是来回一百八十里路呢？没要紧事儿，谁愿意走这一趟？就冲他这股子热情，你也得去见见。我先回去，回头你就直接到河阳来找我好了。到那里打听卫生院，没人不知道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看样子我不去是不行的了。我只好笑着跟老朋友道别，骑上车跟新朋友走。
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黄碧街，就到了黄碧村。这是一个离公路约三里的大村子。村小学设在一所挺大的祠堂内，墙壁刷得雪白的，倒挺干净。子豪把我带到他姐姐的房间里，见姐姐不在，让我先坐着，他出去到办公室寻找。一会儿回来说：他姐姐正在上课。她没想到我会来得这样快，据她估计，最快也得明天的。接着子豪就给我沏茶，陪我聊天儿，问问我跟何医师的关系之类。他长年住在江西铅山县，尽管何医师当年在黄碧街一带很出名，可他却不认识。
没过多久，他姐姐就下课进屋来了。她叫徐子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小鼻子小脸小嘴巴，不过眼睛却挺大的，脸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也很干净利落。她嘻嘻地笑着，跟我解释她很想见我的原因，是听他弟弟说起我的为人，很佩服我，再说，我是她表姐的表弟，拐个弯儿也算亲戚，应该认识一下，赶明儿她到了北京，也好找我帮助办事儿。我看她很健谈，也随和地应着，说一些客气的外场话。
刚说着，她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请同事帮她做的点心做好了，由那个同事端了进来，是炒米粉干加两个荷包蛋，我和子豪一个人一大碗。这是缙云的风俗，第一次进门的客人，请人家吃面条加鸡蛋或米粉干加鸡蛋，是最客气的招待。既然到了这里，我也只能入境随俗，说两句客气话，坐下来就吃。其实刚吃过午饭不久，肚子根本就不饿。
吃过了点心，子玲又沏上茶来，接着聊天儿。她介绍她自己：她是缙云新建中学高中毕业生，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几年小学教师了。丈夫叫雷一声，是畲族人，如今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跟她一起住。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北京都有什么人，缙云老家还有什么人，我以实相告：原先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三年摘帽，如今在团河农场种葡萄。同时告诉她：我的老同学何同仁医师正劝我在老家找个对象，然后申请把户口迁回缙云来，图一个落叶归根。
听我这样说，她立刻接了下茬儿：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姓楼，叫楼兴娟，高中毕业，现在在食品公司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家就在新建镇镇内，今年三十四岁了，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有结过婚。她的同班女同学，大都已经做了母亲，只有她是唯一的一个大姑娘了。从女方的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长相模样、居住地点等因素考虑，与我都很般配的。何况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村长、一个是村支书，在村子里都是实力派。如果我打算在缙云找对象，这是“最佳选择”，她可以负责给我介绍。
我没有想到子豪巴巴儿地把我请到他姐姐这里来，原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这可真是天缘凑巧的事情。上午正与同仁学兄谈这件事情呢，下午就有人主动地给我介绍了。看起来，她一定要让子豪把我叫到她这里来让她见见，就有了给我介绍对象的心思，只是不亲眼见见不放心。如今见到了，对我的“第一眼”似乎也还满意，对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政治身份也不太计较，所以才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既然我有了回缙云务农的打算，总不免要实行“撒网政策”，广泛接触，然后从中选择一个，因此并不一定非得等同仁给我介绍。何况我在缙云的时间有限，听她介绍的这个女方，条件比我见过的那三个都好。于是我向她们姐弟俩表示感谢，并说今天晚上我计划住在河阳卫生院，那里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最好明天能够约一个时间，我到新建镇去与女方见一面。不料子玲却说：“何必等到明天呢，从我这里到新建，也不过十二三里路，骑自行车去，有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时间还早，咱们说走就走吧。”
我更没有想到她办事这样痛快，既然是她负责介绍，当然只能一切都听她的。于是她把她儿子叫来，嘱咐他不要到处乱跑，她要出去一趟。她儿子一听母亲要到新建去，不干了，非得跟着一起去不可。我们都上车走出好远，她儿子还光着脚丫子奔跑着追了上来。办这种事情，多一个孩子一起去其实无所谓，糟的是子玲母子都不会骑车，子豪则不会骑车带人，也就是说，去新建，必须由我骑车带着子玲，却没人带着她儿子。为此事子玲是软硬兼施，连哄带骂的，总算把她儿子轰回去了。
到了新建镇上，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这时候一帮子人跑到人家家里去，岂不是赶饭去吗？子玲是个很仔细的人，她建议先到饭店吃饱了肚子，然后再去看望人家。我觉得很有道理，表示同意。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新建镇街上唯一的一家饭馆里坐下。一问，主食只有米饭，交粮票，三毛钱一斤；菜只有一种：青菜豆腐，两毛钱一碗。当时的政策，还不许私人开饭店，这家饭店是大队办的，算是“社办企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到镇上来赶集或办事的各村农民，因此主要供应中午饭，晚饭只好剩下什么卖什么了。既然饭店老板一定要给我省钱，我也无可奈何，要了一斤米饭、三碗青菜豆腐，一共还不到一块钱。我和子豪都是刚刚吃过米粉干的，肚子还饱得很，子玲的饭量本来就不大，加上那种米叫做什么“杂交稻”，也许产量比较高，吃起来简直味同嚼蜡，所以叫的饭菜，只吃了一点点儿。
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由于来前没给女方打招呼，也不知道她这时候在哪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到她上班的地方问问。那是全镇唯一的一家肉铺，属于食品站管。楼兴娟就在这里管开票收款。
当时买肉要凭肉票，居民户每人每月大概有两三斤肉，农业户不按人头份儿发，而是每家每户每年都要交给食品站一头猪，称为“任务猪”，任务完成，才一次性“奖励”多少斤肉票，猪的份量越重，奖励的肉票也越多。这就是一家农民一年所能够吃到的猪肉了。不过农民家里遇到婚丧喜庆，需要大量的猪肉，倒是可以直接找食品站站长批的，批多批少，那就要看你办事的规模以及与站长的关系如何了。
肉铺一般只营业半天，早上天刚亮就开门，到不了中午以前肉就卖完。不过肉铺里还有人。一打听，说是楼兴娟刚吃过晚饭，回她自己的宿舍去了。她的宿舍，在镇西头的火腿厂内。
火腿厂与肉店同属一个单位。我们按地址找到了火腿厂。进门之前，子玲嘱咐我一切按她的口气和眼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尽量不要说，更不要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右派。
进门之后，我发现这是火腿仓库的一间小外屋，在这里睡觉，实际上等于值夜班看守仓库。不过真正值班看守的是一个永康籍的老头儿，是个腌火腿的老师傅，就住在她房间的对面。
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床上铺着粗线毯，连床单也没有，床边的绳子上搭着衣服、毛巾、袜子，桌上放满了杂物。整个房间突出了两个字：一穷二乱。房间里已经有两个男性客人在聊天，据介绍都是食品站的工人。子玲进门以后，就说：她弟弟从江西回来了，在金华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缙云人，今天她们姐弟俩到新建镇来办点儿事情，顺便送这个朋友到河阳看望他的老同学何医师，如今事情办完了，先一起来看看老同学，然后再上河阳。──她这样说，倒是避免了介绍对象的那种拘束感，彼此的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室内原来在聊天的人听说我是北京来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说说北京的近况──当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这是我最近几天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倒是不用准备，张嘴就能说上一大套。说着说着，子玲故意把话题引向“文革”初期在新建的大武斗，从大武斗又谈起了楼兴娟所遭受到的迫害，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倒挺热闹。我不明就里，当然要问明一些情况。综合大家的话，可以得知这个楼兴娟当年的大概经历是这样：
她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舅舅是地主，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不许考大学，先在信用合作社干了两年，一九六三年以后就一直在新建区粮食管理所门市部当营业员，管现金收付。“文革”初期，缙云县的革命派分为“红联总”和“革联总”两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是路线最正确的革命派，双方观点不一致，讲理讲不通，最后只好动武，而且打得相当激烈。娟是管现金和粮票收付的，一打起来，不管是“红联总”还是“革联总”，都有可能来抢门市部的现金和粮票。如果现金和粮票在她手上丢失，不管是哪一派抢走，责任都在她这里。所以她一见两派要动手，现金解送银行已经来不及，只好不管别的，立刻把所有现金和粮票都装进一只手提袋，悄悄儿拿到自己家里的房梁上藏了起来。等到武斗结束，把现金和粮票一张不少地拿回粮管所。但是这次武斗，最后是“革联总”取得胜利，粮管所的大权，落到了“革”字派的手中，而她恰恰是属于“红”字派的，于是本来应该是“保护现金粮票有功”的人，在对立派掌权之后，却愣给她揞上了一个“非法转移现金”的罪名，结果有功反而变成有罪了。单是这一件事情，还无法处理她，因为现金没少一分，粮票没少一两。恰巧有一天下班之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做“晚汇报”仪式，而她却在井台上洗衣服，没有参加──那年月，全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像前面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对这种近似于“宗教礼拜”的仪式从心底里极反感，所以能逃就逃，能溜就溜，以前也不知道逃避过多少次了，没人抓她，也无所谓；这回让对立派抓住，借此题目做了文章，打她一个“对毛主席不忠”，以“下放农村劳动”的名义打发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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