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了这样一张证明，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询问，指点他要到原判机关联系申诉。辗转寻找原华北军区军法处──现在的北京军区军法处，答复是：第一时间太长了，调阅案卷有困难，第二是这样的证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只是出于主观臆测，没有过硬的事实根据。看起来，不找到那个杀害联络员的凶手，他的案子是永远也闹不明白的。但是他个人既没有这样的能力，村子里同样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只能再一次“认命”了。
安来福在劳改队呆了十几年，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娶个媳妇儿安个家。自从张永贤和程天惠在延庆娶了媳妇儿以后，他的心眼儿也活动了，就也托三余庄猪圈那个韩老头儿帮他在延庆物色一个。
根据他的条件，人家给他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小寡妇，有两个闺女，大闺女二十岁，已经出嫁，小闺女十八岁，还没结婚。人家是家里没个男人，要找个上门女婿顶门立户的。
他立刻请假上门去相亲，当然也是送上门去给人家看。结果非常顺利，一槌定音，当场就拍板成交。他回来以后自己说：那女的长得白白胖胖、细皮嫩肉，弯眉大眼，脸色红润，在她那个年龄，也算是相当漂亮的了。对比之下，他个子虽然高大，但是瘦骨伶仃的，还不如人家壮实。见面之后，女方还在犹豫，她大闺女在旁边说：“妈呀，我看这人挺皮实的，别再挑了。”女方听说他一个月挣四十多块钱，每月能往家交二十多块，每月只回来住四天，觉得很上算，就点头答应了。安来福当时就把自己戴的手表抹下来给她作聘礼。母女三人居然从来没见过手表，很新奇地说：“啊呀，这个小钟这样小哇！”
从此安来福也加入了每月休息四天的“短期探亲者”行列。延庆在北京的最北边，团河在北京的最南边，相距一百多里。开头几个月，他是坐汽车回去的。这样，先要从黄村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倒两次车到德胜门外北郊市场，搭上长途汽车到延庆县城，再转县郊公共汽车到某一个车站，还要步行若干里路才能到达他的这个“新家”。团河农场规矩是周六下午四点放假，像他这样一辆车倒一辆车，没有五六个小时根本到不了家，所以只能延迟到星期天清早五点钟赶头班车走，中午到家，而星期三中午就得往回赶，天黑以后回到农场，实际上只能在家住三个夜晚。
为了争取在家里多住一夜，他到废品站买了一个自行车三角架，再买两个旧瓦圈和一个旧车把，然后再买全新的里外带、三套轴和一些零件，只花四十多块钱，就凑起了一辆主要部件都是新的“半新车”。到了休息的日子，别人要下午四点才能走，他利用在农场多年与队长关系比较好的“优势”，吃过中午饭就骑车走了，大家都同情他，没人检举，队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从黄村到昌平县，一片平地，基本没有上坡路，但是一过了昌平，那时候从北京到延庆只有一条公路，必须翻越八达岭，因此骑车是非常苦的。有许多地段坡度太大，只能下车推着走。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挣扎奋斗，尽管夏天的时候到家天还不黑，但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他回到家里，当然不是安享清福的老太爷，而是有两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去完成。第一，他是个顶门立户的上门女婿，家里凡是属于男劳动力干的活儿，诸如抹墙、苫背（给房顶上滑秸泥）、挖地窖之类，都得他回家去干。第二，他是个填补空缺的丈夫，不但女方守了好几年寡，他自己也是四十来岁了才第一次做新郎，因此不但要努力满足女方的性需要，自己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何况他妻子如此貌美，而一个月又只有这短短的四天，因此两个人都有些如饥似渴，简直有些不要命的样子。据他自己说，最高有过一夜七次的记录，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七杆”。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加上玩儿命的结果，本来就并不魁伟的他，眼见其瘦了下来。特别是刚从家里回来的那几天，精神萎靡不振，眼睛都睁不开。他是班长，除了带班出工之外，晚上还要组织学习。但是他太缺觉了，经常一面听着别人发言，一面就呼呼地睡着。他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越累打得越响。有一次晚间学习，他在墙上一靠，鼾声大作。于是有那调皮的撕了若干张纸条用唾沫贴在他的额头和脸上，见他还不醒，干脆铺开被卧，全班人一个个都入了筒。指导员挨着班巡逻，听见他这个班鼾声大作，踅了进来，一看这场面：班长贴了一脸的纸条，歪在墙上睡着了；班员们则一个个都钻了被窝，气得喊了一声：“安来福，你怎么搞的！”安来福被叫醒了，睁开眼睛一看，见是指导员站在面前，急忙坐正了身子，一面说：“大伙儿说说，大伙儿说说！”弄得指导员也哭笑不得。
有人说：安来福当了这样的上门女婿，简直和“拉帮套的”差不多。
什么叫“拉帮套”？这本来是赶大车的行话：马车有三种：一种是“单套车”，驾辕的马就是拉车的马；一种叫“三套车”，一匹马驾辕，两匹马在两旁拉帮套；此外还有一匹马驾辕一匹马在前面拉套的“双套车”。
在延庆，解放前有一种风俗：如果丈夫因病或因伤卧床不起，无法挣钱养活一家大小，允许妻子招一个男人回家来，权利和义务都和丈夫一样，这样的男人，俗话就叫“拉帮套的”。但是一旦真正的丈夫病好以后，这个“拉帮套”的男人必须无条件离开这个家庭，不许带走任何东西甚至他和这个女人所生的子女。当然也有丈夫病重故去由“拉帮套的”晋升递补的。
这种风俗，解放后当然没有了，安来福只是个上门女婿，家里并没有另一个男人。人们这样说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的，他这样卖命地干，都是给人家白干。
一方面是他自己感到这样疲于奔命吃不消，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小女儿出嫁，大女儿又死于难产，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不大放心，于是就学着我和张永贤的样子，也在黄村一街租了一间房子，把老婆接来与他一起住。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见他的妻子，果然如他所说，长得细眉大眼，脸色红润，白白胖胖的，很有风韵。两人住在一起，不疲于奔命了，也不玩儿命不要命了，他的身体才渐渐地缓了过来。
但是好景不长，安来福刚刚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不再把家当成“枷”扛着的时候，先是团河农场撤消，所有人员都转场到清河农场去，他也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延庆。接着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他自己本人又被疏散到山西去，从此不知道他的消息。
一九八一年冬，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忽然安来福找到我家里来。如果他自己不说他就是安来福，我哪儿还能认得出他就是安来福？他不但瘦得没了人形儿，身上穿的棉袄也是破破烂烂的，简直不能叫衣服。见了我，更是一副十分拘束的样子，叫他坐不敢马上坐，给他沏了茶也不喝，总说不渴，带有明显的自卑感。他说他到了山西以后，因为他延庆有老婆，农场给了他几个月工资，把他遣送到延庆落户了。延庆是个出名的苦地方，像他这样的劳动力，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儿，只有一两毛钱。老弱劳动力还有一年到头倒欠生产队的，年底分红不是分钱，而是分账：你去年欠大队二百，今年又欠一百五，一共三百五了。如此等等。工分低就已经难于生活了，又加上他老婆长年患病，没钱看病，那病也就长期好不了。不过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说：这一次，他的案子真有可能翻过来了，因为这一回是军区的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办公室主动找他了解当年判刑的经过，他进城来，就是到军区去谈话的。他说他在延庆城里碰见了张永贤，是张永贤告诉他我的地址，所以顺便来看看我。
我冷眼旁观，觉得他自己就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我留他吃中饭，他说立刻要到军区去谈话，没时间了。当时我刚刚恢复工作，工资只有七十多元，而家里什么都没有，经济并不宽裕，但是看看他那样子，心中凄然。我递给他二十块钱，让他中午买饭吃，并要他谈话以后再到我家里来吃晚饭，好告诉我谈话的内容，一起来分析前景如何。
但是他走后就没有再露面，估计很可能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
又过了几个月，有一次张永贤进城来，我问起安来福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安来福等不及落实政策就死了，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说：还要得什么病？他这头拉帮套的老马，明明是苦死、累死、干死的嘛！
安来福死得怪惨的。有人说：安来福的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一辈子命运不济。因为“安来福”，是“哪儿有福气到来”的意思，如果改作“安无福”，就是“哪儿会没有福气呢”的意思，至少后福总还有的。当然，这只不过是笑话而已。
第六章 白建新白捡的“新”媳妇儿
二大队二中队有个就业的炊事员叫白建新，二十七八岁年纪，小个儿，相貌倒还端正，生平及来历不详。
他是个二级工，每月挣三十六块五角。不过当炊事员的有一样好处，每月只要交九元钱伙食费就可以，加上他平时生活节俭，是个出名的“老抠”，因此每月都能够攒下二十多块钱。几年下来，手头也有好几百存款了。
“二劳改”想娶媳妇儿，一般只有两条路：不是到天堂河找个女流氓，就是到农村找个“向阳花儿”。白建新生怕天堂神女自己伺候不起，就托家在郊区县的朋友给介绍个农村姑娘。
前后见了几个，不是嫌他工资低，就是嫌他个子矮，再不然就是女方要的彩礼太多，他不想把自己的积蓄都用在媳妇儿身上，所以都没成功。
最后，有个家在密云县的朋友告诉他：村子里有个姑娘，因为跟村干部有事儿，怀孕已经六七个月，那个村干部有老婆孩子，离婚既不可能，打胎也已经太晚。如今姑娘的父亲到处托人做媒，只要有人肯要他的闺女，不但不收一分钱彩礼，还愿意腾出一间房来给女儿住，问他这样的现成爸爸可愿意当？他琢磨着自己的条件不好，要娶个更好的姑娘也难，既然娶这个姑娘可以一分钱不花，就点头了。两人见面的那天，姑娘只知道哭，什么也没说，一切都由家里作主。白建新只提出一条：孩子我可以承认，但是绝不许女方再跟那个村干部来往。在家人的再三逼迫之下，姑娘总算点了头。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孩子出生在即，事不宜迟，婚事一定，接着就要举行婚礼。到了迎亲的那一天，果然一切开销包括水酒、喜糖都是老丈人准备的。新娘子虽然也打扮了一下，却始终没有一丝儿笑脸，上了桌子，不吃也不喝，连筷子都没动一下。吃过饭，送走贺客，正打算带上新媳妇儿回农场，新娘子却不见了。四处去找，都不见影子，最后还是在房后的菜园里找到的，原来正与她的情郎在哭哭啼啼地互道珍重、依依惜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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