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墓边开满了花，有人精心地护理，墓碑前也常有一束束鲜花，他的士兵，他帮助过的人们经常来看他。
许多年过去了，世界在急速地变化。1989年缅共最终分裂解散。叛变的士兵们怀着仇视一切的情绪，四处打击迫害原缅共领导人，他的墓被铲平了，他的碑被推倒了。
认识他的知青们都回城了，爱戴他的老兵有的死了，有的回家乡了，他的墓前再也没有人来。
荒草长起来了，这片开阔地上已经没有任何标记，他的故事也将被人们逐渐遗忘。
活下来的，不同的结局……
在同缅甸仅一江之隔的××县，边民们经常在街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有着不同于当地人的保养得很好的白净的皮肤，却操着同当地人一样地道的云南方言。有时他背着一个破旧的鹿皮旅行包整日在街上闲逛，微笑地同旁人打招呼；有时候挽着一个年轻丰腴的漂亮女人同入同出；还有的时候，他忽然几个月不见踪影，然后又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汇集了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各类人物，明里暗里做着各种交易的边境小镇上，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在做什么，他的凝固的笑容同他手上那枚厚重的纯金戒指一样，闪烁着诡秘的光。
他确是一个生意人。人们也许想不到，他背的鹿皮包里都是一叠一叠像书一样厚的印着四个人头的人民币。在背人的阴暗角落，会有早已约好的人等他，然后他掏出包里的钱，换成一捆一捆的卢比，有时接到七八十万的大宗生意，他一次就可以赚上七八万卢比。80年代，许多中国人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手指掠过崭新的钞票，发出诱人的“沙沙”声，他的唇边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的精明的脑袋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梦境，但又时常诧异于命运的阴错阳差。枪声、革命、号角、宣誓似乎是很遥远的事了，那些所谓的战友或者至今仍沐血战场，或者正在辗转回城，衣食无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当年那个白皙文弱的“小上海”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一夜巨富。
他也曾是那群热血沸腾的知青中的一个。他家在上海，父母大概希望独子出人头地，生当做人杰，所以取名为“杰”。阿杰却偏偏生不逢时，因父母是资本家，他也连带遭殃，学校里没人理他，连红卫兵也没资格当。“五?七”指示后，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涌动，他痛下决心，和家庭断绝了关系，自愿到条件最艰苦的云南去插队。18岁，已经饱受冷眼，所以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政治生命就是人的一切。
农场的知青们对这个“小上海”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是那种绝不引人注目也绝不惹人讨厌的人。他总是谦卑温和地对所有人笑，从不与人争吵，干活也挺卖劲，政治学习表决心的时候常常声泪俱下，有上海的亲戚给他寄来东西，他总要把糖果和点心不厌其烦地分送给连长、指导员和其他知青。可是评“优秀学员”、“模范战士”的时候从没他的份。他的一切恭顺和努力也抵不住一句话：出身不好。
1970年，阿杰离开农场参加了缅共。走之前他犹豫很久。他不想否认自己怕死，可在日渐冷清的农场同样没有出路，尤其是出身问题像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还是走吧，凭着自己的机灵，也许真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呢。政治与革命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打入地狱或者捧上天堂，他已不再单纯。
然而事实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战争中的幸运儿毕竟太少，尤其是在这样一场把人拖的筋疲力尽的战争中。他在一个营部做秘书，一做就是十年。
他依然挂着人人喜欢的谦恭的笑脸。当时缅共官兵情绪很对立，他处在夹缝中却游刃有余，面对情绪沮丧的士兵，他不失时机地大加抚慰，深表同情；和上司在一起，则把他的克扣军饷、黑市买卖瞒得滴水不漏。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多年未被提升，直到有一次营长对别人泄露了秘密：“我实在舍不得提升他，他走了我就再找不到这么好的秘书了。”
但有时候他又庆幸自己。虽然他没有值得炫耀的战斗经历，但他也从没有死的危险，在战火侵袭不到的营部里，他可以顿顿吃饱，还能吃到缅甸特产的大虾和螃蟹，有干燥暖和的床，没有震耳的炮声惊醒好梦。可是那些打了十几年仗的士兵呢？
吃的是树林中的野果和根茎，是蛇是蜥蜴和青蛙，他们衣不遮体像野兽一样整年奔逃在暗无天日的丛林里，睡在潮湿的泥坑中，身上长满绿苔，感染着热带雨林中各种可怕的恶疾；他们死了，连墓碑也留不下，更留不下名字，甚至找不到尸骨。这就是革命吗？这就是英雄吗？当他激昂地对那些满面愁苦的士兵宣扬着“事业”“胜利”、“信仰”，“共产主义”时，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相信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信过。
机会终于来了，由于营长的信任，阿杰开始掌管全营的伙食，他每月暗暗从中扣下一笔钱。士兵吃不饱关他什么事？仗打不赢又关他什么事？他一向转的很快的脑袋在为自己设计前途。两年后的他聚敛了一小笔钱，1980年，他离开了缅共，对这个曾参予十年的组织毫无留恋。
他孤身回到中国，来到这个边境小镇，当时来往于边境的有许多中国和缅甸的商人，而边境上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货币兑换机构，阿杰成了中国最早从事炒汇生意的人之一，他的生意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几年之后，他早已不象当初那样在街上寻找愿意兑换人民币的缅商，他有自己豪华的办公室，而他的固定客户中不乏一些国际的走私和贩毒组织。
他几乎已经喜欢上这块地方了。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钱。这里盛产罪恶和享乐，没有法律和道德，有枪、有钱就可以在东南亚贫瘠的土地上建立王国。他频繁来往于中缅两国。他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个缅甸妻子，所谓妻子，只不过是供一时欢娱的女人，也许有时还可以缓解寂寞。他在缅甸的大城市曼德勒置办地产，没有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他的“妻子们”也不例外。
他很少想到故乡，很少回忆往事，也很少憧憬将来，他活得舒服而自在。这块盛开着邪恶之花的土地最适合那些认为自己曾经有过诸如“信仰”、“理想”之类的美好感情而最终什么都失去的人。
有些人的依恋神经特别发达，他们容易陷在往事中不能自拔，然而你把自己的一切：年轻的欢笑和泪水，整个青春的热情，刻骨铭心的初恋，最初的信仰和理想，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留在一个地方了，你能不留恋这块地方吗？你能不醒时梦时牵挂它吗？
1988年张明走下一辆风尘仆仆满身创痕的长途汽车，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是云南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三公里之外就是缅甸一条繁华的街市。熟悉的街景，亚热带的情调，黎黑的面孔，他止不住怦怦地地心跳，时光似乎又回到了20年前，那时他们是唱着歌，高喊着口号走过这条街的。街市过去，是一片开阔的田地，这里曾长满齐刷刷的甘蔗，甘蔗林后显出一张张的笑脸，穿着黄军装的，扎着两根小辫子的……然而什么都没有了，一片荒草。
张明是1968年来到这里的北京知青，也是第一批越过国境参加缅共的知青之一，没升官，没发财，也没受大伤，谈不上什么轰轰烈烈的战绩。1977年他离开缅共回国，不久就回了北京，后来他找了一个妻子，有了个家庭，做着小笔生意又赚了点钱，没什么不如意的，热带雨林的记忆即便是场长梦也该结束了吧？不，远远没有，每夜他都从惊悸中醒来。
有时梦见自己扛着枪在没天没日的树林中走，追踪着前面一个总也追不上的少女飘逸的影子；有时清清楚楚地在梦中看到一张张的脸：挂着笑的，含着泪的，带着血的……汗透重衣之后心里便空空的没有着落，总觉得什么东西丢在那了，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要不为什么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呢？舒适的卧室，身边的妻子，镜中惊慌苍白的自己都变的那么不真实，唯有热带雨林中沙沙的叶响和丝丝缕缕的日光真实地呈现眼前。
“他像疯了似的。”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说。他疯狂地一次次从北京跑到云南，跑到中缅边境，开始是几年一次，后来是一年两次。地方还是过去的地方，人却已不是过去的人了，那些一起哭过笑过的知青死的死，走的走，再无消息。他知道他要找的永远也找不到，可仍然不停地寻找，仿佛生命就是为了回忆为了寻找才存在的。
而这次他不准备再走了。人越走向衰老，便越想抓住过去。他虽然才40多岁，却已无力承受这种回忆而造成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自己早已离不开那里了，那不是热爱，不是牵恋，而是一种复杂得多的包容万千的感情，正因为这样，才越难以摆脱。什么妻子、家庭，他抛下不管了，运货的卡车卖掉了。带着这么多年积蓄的十万块钱，他准备在中缅边境开一家公司，客死他乡也无所谓。
他的计划没能实现。1988年正直全国合并裁减公司，边境地带不允许开新的公司。他并没有特别沮丧，也许开公司本来就是个借口。他像一个流浪者，借宿在熟人家里，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这些熟人大多是当年插队时认识的老乡，还有就是军垦农场的复员军人。一壶烧酒，一碟虾仁就能聊上一天，当然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事。
那些事为什么记得那样清楚啊！彻夜不眠的夜里设计着自己如何像一个英雄一样战死；浓黑的夜色中，留下豪迈的血书和王阳、高强一起奔赴战场；后来一起挨饿、受冻，又染上了败血症，自己挺过来了，高强却再没能醒过来；再后来爱上一个缅甸姑娘，不打仗的时候她总来连队找他，她有一双宝石一样的眼睛；她死在他的臂弯里了，胸口汩汩地冒着血……往事如烟，不堪不忍却抑制不住地频频回首。
酒已不能满足他所需要的麻醉和刺激了。边境线上是天堂也是地狱，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一切，除了青春；只要有钱就能躲开一切，除了往事。他开始挥霍，他住在最繁华的酒店，包的一辆吉普车每天兜风。夜晚小镇上的街市出奇的繁华，灯红酒绿，映出许多浓妆的媚笑的女人的脸。他夜夜出入于咖啡厅与酒吧，午夜的豪赌中，把钱大把大把地抛出去，他不在乎输赢，只想在淋漓酣畅的快意中忘掉一切。堕落是不用学的，一旦陷入一失足便再难全身而退，在兼营色情的咖啡厅里，他沉迷于印度女郎那迷人的肉体。他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的风情，片刻饿欢娱和满足之后他以为得到了幸福，但激情过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他就不停地去找她们。
不可避免地他找到最终的刺激和麻醉―吸毒，边境上２０块钱就可以卖到一克海洛因，那种忘乎一切的飘逸和沉醉正是他想得到的，让一切都不再想起，过去和未来，只让沉迷的现在永存。他吸食的量越来越大，毒瘾一次比一次发作得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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