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充溢着小屋，也透过门窗的缝隙传向了左邻右舍。同住一院儿的二婶儿首先过来，一脸疑色地问：“你们商量好了，不离婚了吧？”我笑笑说：“是商量好了，明天上法院，办离婚手续。”她更加惊讶了：“那你们还这样高兴？”我说：“大家都解放了，都有活路了，还不高兴？”二婶儿摇摇头说：“你们也真是的！琢磨不透你们……”
大家穷欢乐了一阵，我终究是早上三点半就上路的，折腾了一整天，确实困了，就问：“我可钉不住了，上下眼皮儿直打架，让我睡哪儿？”
照我估计，既然老丫头一直在这里睡，她自己的屋子空着，一定会安排我到她那屋里去睡的，没想到琴却主动地说：“判决书没下来，这里还是你的家，你不睡这儿，还睡哪儿？”
两个妹妹见我要睡觉了，琴又这样说话，很知趣地一个抱起了被褥到后面去，一个抱起孩子进了里屋。琴给我在炕西头铺了被褥，让我脱衣服睡觉，又在炕东头铺了被褥，给小永脱衣服睡觉。等到把孩子哄睡了，她自己也脱了衣服，却一掀我的被子，钻了进来，说了声“判决书没下来，我还是你老婆”，就把我紧紧地抱住了。……
五妹和她的孩子睡在里屋。早上她先起床，开门出来一看，见我们俩睡在一个被窝儿里，不由得也笑了起来。我昨天累了一天，当时倒不觉得，上床以后，免不了还要跟小琴说一些悄悄话儿，只睡了小半夜，这时候感到浑身酸懒，起不来了。琴起来以后，我又眯了一小会儿，等到妹妹们都出工去了，我才起床。
琴把昨夜晚吃剩下的饺子用油煎了，给我吃。我说：今天到法院递交协议书，反正有她和老丫头的签字，她就不用去了。我跟她商量：我穿来的这件棉大衣，虽然是干活儿穿的，可已经补丁摞补丁，实在太破了。家里有我的一件风衣，反正也不穿，是不是可以用它做面子，再把这件棉大衣拆了，把棉花弹一弹，重新翻做一下？她说这完全可以，只要弹棉花的不忙，有三四天时间就可以做好。
我到了朝阳区法院，那个胖子审判员见我一个人来，问我原告为什么不来，我说我们已经找好了子女扶养人，写好了协议书，她在家里给我拆洗翻改干活儿穿的棉大衣，就不来了。审判员笑笑说：“你们感情还不错嘛！”我也笑笑说：“这叫通情达理。不离婚是夫妻，离了婚是朋友，夫妻一场，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审判员苦笑了一下，轻声说：“我知道，你们不是为感情破裂而离婚，而是为无法生活而离婚。你一个月三十二元工资，能够维持好几年，也难为你。”我说：“您能理解，我十分感谢。”──在那个年月，代表人民的审判员能够对一个“阶级敌人”说这样的话，而不是竖眉立目地训斥，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幸亏他是一个人开庭，要是有两个人，非得揭发他“丧失阶级立场”不可。
这一庭，审判员收了我的协议书，只说了一句“回去等待判决”，就退庭了。
下午，我骑车带着琴，琴抱着小永，到通县的一家照相馆去拍一张“离婚纪念照”：我们分坐一左一右，小永在中间。照完了相，我要求照相馆给写上“离婚纪念”及年月日，摄影师说：“从来只有在照片上写‘结婚纪念’的，没听说过有人写‘离婚纪念’的，还是写‘离别纪念’吧。”我不便坚持己见，只好点头。由于要放大两张，自取来不及了，只好留下地址和邮费，请照相馆给我寄到农场去。
从此以后，我们俩再也不提“离婚”二字，而是像度蜜月一样，两人形影不离，天天在家里拉拉手风琴唱唱歌，逗着孩子玩儿，每天晚饭都包饺子吃，每天夜里都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觉，真正是“天天过年，夜夜新婚，朝朝暮暮，欢歌笑语”。──难怪后来琴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来，曾经无限感慨地说：“跟你结婚三年，只有那七天是最幸福的。”
这几天中，琴不但把我的棉大衣换了面子，重弹了棉花，把我穿来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还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检查了一遍，有破绽的补上，掉了扣子的缝上。如果不是知道内情的人，怎么会想到：这是即将永远分手的一对儿？
不论是甜是苦，七天时间很快过去，终于到了我应该返回农场的日子了。琴把我要带走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放在炕头，以免我走的时候落下什么东西。走前的最后一夜，我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晚会，依旧由我拉手风琴，由姐妹三人大唱革命歌曲，连嗓子嘶哑不爱唱歌的老丫头都唱了起来，连说话都还说不怎么清楚、走路都还歪歪扭扭的小永，都在炕上又蹦又跳，还“咿咿呀呀”地唱：“我家的表叔……”。到了九点多钟，琴说明天一早我要起早上路，建议早点儿休息，大家这才余兴未尽地不再闹了。
趁她们整理房间的工夫，我抽笔填词一首，以记当时的“盛况”：
浪淘沙
离别笑开颜，
愁锁心间，
强颜欢笑假团圆。
悲剧且作喜剧演，
难辨悲欢。
今宵别梦寒，
泪湿春衫，
别时容易见时难。
孩提不解人世苦，
依旧春天。
──1970年3 月12日
我把这首词抄出一张来，压在茶壶底下，算是我给琴留下的最后纪念。
五妹已经带着孩子进里屋去了。琴正在铺被子，按例仍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炕西头，打算把小永的被子铺在炕东头，就在这时候，老丫头忽然把她的被褥从后面抱到琴的炕上来，说：“老吴明天就要走了，也许再也不会来了。今儿晚上我得跟他睡。”
这可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老丫头说这话，可不是开玩笑。自从琴生育以后，我们分两张床睡觉。老丫头每次到黄村来看望姐姐，都和我睡一床。对她来说，我就是她的亲哥哥，绝没有什么忌讳。那时候她才十七岁，我们也都拿她当孩子看待。可今天她已经十九岁了，完完全全是个大姑娘了。可她这样说，却又完全出于真心，并没有一点儿恶意。我苦笑着对她说：“今天晚上，是我和你姐姐最后的一夜了，你就让我们‘一度春风尽余欢’，好不好？”
不料老丫头梗梗脖子：“让她？门儿也没有！还是咱们一起来尽余欢吧！”说完，傻笑着冲我做了个鬼脸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被子和褥子在炕东头铺开，用最快的速度脱去外衣，钻进被窝儿里去了。
见她这样任性，琴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小永的被褥铺在炕的中间，然后给小永脱衣服，哄她入睡。等到小永睡着了，回头再看看老丫头，已经微微打起了鼾声。我知道，她是个觉重的人，只要她睡着了，你就是把她抬走，她也不会醒的。因此，虽然她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完全可以当她不在房间里。
尽管我有话在先，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之前，谁也不许再说“离婚”二字，更不许哭。但是等到琴关了电灯，钻进被子里来的时候，却怎么也忍不住，抱住我伤心地哭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我应该在五点钟起来，然后六点钟出发。但是为了避免和哥哥妹妹们道别时的伤心，我临时改变了计划，不到五点就起来，也不开灯，以免吵醒同一炕上的老丫头和里屋的五妹妹。我在琴的耳边轻轻地说：“你也不要起来，我一个人悄悄儿地走，这样彼此都好受些。”但是她不听，还是固执地起来了。我抱起昨天夜里就放在炕头的包袱，跟她说了声：“咱们的夫妻关系，到这里就算到头了。”我正要开门出去，她突然扎进我的怀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似乎有不放我走的意思。我趁势把她按倒在炕上，给了她一个长长的热吻，然后趁她不注意，突然抱起包袱，快速地开开房门，推上车子，投进了乌黑而又寒冷的夜空中。
第十五章 指导员帮我最后解脱
过了五一节之后不久，一天下午我收工归队，忽然班长通知我到队部去一趟，说是有人找我。我不知道会有谁到这里来找我，急忙跑到队部，一进门，就看见琴在旁边坐着，小永依偎在她的怀里。
我顾不得和指导员说话，先问琴：“你怎么来了？”
她理直气壮地回答：“咱俩还没离婚呢，我没饭吃了，不找你找谁？”
这时候指导员插话了：“你们离婚的案子，法院还没判。能够缓和，还是缓和一下吧。你带她找间空房子住下来，两个人再好好儿商量商量。”
指导员既然这样说了，我当然没有别的话好说，就把她们母女带了出来。我一边走一边问她：“家里怎么啦？真的没饭吃了么？”
她白了我一眼，说：“姓王的那小子回来，两句好话一说，小红就又跟他和好了。可我受不了他那窝囊气。反正法院的判决书没来，咱们俩还是夫妻，你总得管我饭。”
清河农场不比团河农场，专门盖给家属住的房子本来就很多，一九六九年大批职工疏散转场到山西去以后，空房子就更多了。反正是指导员点了头的，我就直接把琴带到了家属区，找了一间门窗玻璃齐全土炕也干净的房间，打扫打扫，然后回班里去把我的铺盖行李和暖瓶、脸盆之类搬了过来，又到食堂打来饭菜，吃过了饭，这才把被褥铺开。我见房间里没电灯泡，又找电工借了一个，一切安排好，天已经黑了下来，晚学习开始了。我让她们好好儿休息，自己回班里去学习。
“二劳改”们的晚学习，如果不是队部特别布置，一般都是读当天的报纸，然后漫谈，无非是用这个方法把这批“不安定因素”控制住，省得闲得发慌到处闹事。既然是正在与我闹离婚的老婆突然杀上门来，自然这就成了当天的最新新闻，漫谈的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主题。大家都在预测：既然主动来了，说明她又心软了，不想跟我离了。什么“没饭吃”之类，不过是个借口，要不，怎么好意思在等待法院判决期间又到农场找男人来了？
等到我下了学习回到房间，她们母女已经进了被窝，小永都已经睡熟了。我洗了脸洗了脚，也上炕睡觉。反正我只有一床被子，她也无法不与我一个被窝儿里睡觉。等到我把电灯关了，把她搂进怀里来细细问她究竟为什么来农场，她才说：五妹的丈夫回来是事实，她直到今天与那小子没话说也是事实，不过更主要的是我走了以后，哥哥、嫂子和妹妹们都劝她，说是离婚容易，再要找一个像我这样好脾气的，可就不容易了。困难嘛，总是暂时的。他们在生产队劳动，日子就已经比三年前好过得多。兄弟几个分家以后，大眼睛两口子劳力强又没孩子，日子过得最好，连彩电都已经买来了。只要全国形势好，农场的形势也会好转。所以要她来农场亲眼看看，只要能够维持下去，最好继续维持下去。出一家再进一家，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她想想也有道理，特别是我回家办离婚手续的那七天，她觉得从来没有那么融洽那么甜蜜过，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我，所以就顺着这个台阶，突然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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