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一。我知道杨超以在家里研究写作为主，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上门去再说。一进门，不料他们两口子都在家。我简单说了说我被批准去新疆以及临时抓了个老婆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个老婆连身上的衣裳都不多，必须给她买些衣服和用品，请他支援。杨夫人二话没说，当时就到银行取出一百块钱来交给我。──那年月，一百块钱，可比现在的一千元还管用啊。
可惜的是，杨超在不久之后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现在他夫人和儿子杨治梵都定居在美国，与我已经失去了联系。
接着我们去了府学胡同焦守信家。他们两口子是我们的介绍人，我们的闪电式婚姻，居然连媒人也没谢一声就入了洞房，当然是有悖常礼的。焦守信正在家里，他夫人上班去了。他听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完成了无仪式婚礼，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傻笑。他的家里四世同堂，住房狭窄而拥挤，无法回旋，因此我们约他两口子中午的时候到魏家胡同五号琴的一个本家内侄家里聚会。好在他夫人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近，只要打个电话告诉她地点就可以。琴的这个内侄名叫家彬，两口子都是盲人，年龄比琴要大许多。琴退职以后，曾经在他家里帮助照看两个孩子，跟琴的关系相当好。
我们到菜市场买了几个半成品菜和一些熟食，又买了两瓶葡萄酒，就到家彬家里。家彬听说四姨有了丈夫，责怪她不早通知他。琴就蒙他说，朋友交了很久，本来还不想这样仓促结婚的，只因为我要调到新疆去，所以不得不提前结婚，所有亲戚朋友都来不及通知了。今天就是特地来补这个礼的。于是我们两个立刻动手，好在都是半成品和熟食，只要炒一下或者分装到盘里就可以了。一切就绪，焦守信两口子带着女儿小丽娟正好来到。
这是一桌“不成敬意”的谢媒酒。因为不谢不像话，可是这样的谢法呢，依旧是“不像话”。好在小焦与我是老朋友，又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急就草”，只好草中带草，草草不恭了。
饭后我们赶紧去买东西。我兜儿里多了这一百元，就可以大胆地买东西，不用害怕把积蓄花完了无法给琴留车票钱了。
尽管那时候物价便宜，但我知道一二百块钱要采办嫁妆，也买不了多少东西。特别是手表，一块国产表都要一百多元，进口的动辄二百多。难怪那时候“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是姑娘嫁人索要的主要彩礼。为了省钱，我除了带她到百货商店购买新的内衣内裤、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单衣单裤、汗衫、袜子、围巾、手套、布鞋之外，又带她到菜市口拐角的委托商行去买手表。一块苏联产的女式小方表，样子挺好看的，只要十五元，拿到钟表店请师傅看过，证明没有问题，就买了下来。又看见一件狐皮大衣，蓝卡基的面子，还不太旧，只要四十五元，狠了狠心，也买了下来。琴已经知道我的经济实底，倒没有埋怨我给她买的是旧货。一算账，共计花了二百多元。按理说，也应该给她家里每人买点儿礼品，但是我只剩下一百多元了，这是必须留给琴万一要从新疆跑回来好当车钱，绝不能动用，再说，她家的人也实在太多，每人都买我没这样多的钱，只给这个不给那个又不合适，只好干脆都不买。反正他们家谁也没给我们送任何礼品，四姑娘出嫁，就好像没那么回事情一样，那么咱们就两下里拉平，谁也不送算了。
等到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到三间房，家里人也都收工回家了。我一看桌上放的都是素菜和贴饼子，知道昨天的剩菜中午已经打扫干净，就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和一包酱牛肉。不管怎么说，在这三天之内，即便天天吃贴饼子，至少菜总不能太素吧。
吃晚饭的时候，老丈人说，已经托便人带信儿给大姐，告诉她四丫头已经出嫁并要远征新疆的消息，大姐带回话来，要我们明天下午到她家里去。因为大姐夫要上班，白天不便请假，下午早点儿回家，争取与我们见一面。琴也说只有一天就要离开北京了，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谁也说不准，因此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必须在明天去见见。这样，明天一天的日程，就这样安排好了。
吃过晚饭回到我们的“新房”，琴就把我们买回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给两个妹妹看。老丈人走来看见床上堆满了东西，就让老丫头到他房间里把一只旧樟木箱子抬了过来，说是给琴装衣裳带到新疆去的。这只箱子，与她们架在铺与铺之间当桌子用的那只一模一样。老丈人说：这还是他老伴儿当年的嫁妆，东西虽然旧，但却是真樟木的，这样的东西，现在是买也买不到了。再说，这也是一件“念心物儿”，往后远离家乡，看见这只箱子，就好像看见家人、特别是好像看见母亲一样。他的一番话，说得琴眼泪汪汪的。我心里明白，尽管她因为没有收入在这个家庭中不太受抬举，但终究是骨肉情深，一旦分离，说一点儿感觉也没有，那是瞎话。
当天夜里，我们老节目重演，依旧是四个人住一屋，等到天亮之前两个妹妹出工去之后，我们才插上房门，共赋《燕尔》、《于飞》。
第三天的行程倒是不短，我们一起去看了琴的几个好朋友，大都是与她一起从公汽六场退职回来的农村女青年，有的住在通县，有的住在东坝河。小姊妹分手，居然比亲姊妹还难分难舍，一个个都红了眼眶。可不是么，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她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能不能够回来？
中午是在一个叫李淑兰的家里吃的饭，我去买的熟肉。她比琴大一岁，长得相当漂亮，特别是她那个八九岁的小妹妹，滚圆的脸蛋儿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得出奇，好看极了，简直活脱脱的一个小天使。但是她家似乎比琴的家里更穷，院墙倒了，都无力修好。她是长女，下面一大帮弟弟妹妹，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她被公司辞退以后，又遭受离婚的打击，心情和身体都不太好。她倒是佩服琴有决心、有胆识，并不讳言当时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她也愿意与琴一起去新疆。可惜时间太晚了，要不，去新疆的人中没抓到媳妇儿的还大有人在，满可以让她挑一个的。
下午四点，到了她大姐家。不久大姐夫回来了。大姐夫也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似乎还是个小小的干部。听说我是个摘帽右派，又是“支边人员”，嘴上不说什么，脸色神态就有些变化，说话也只以“嗯嗯”为主，不多发表意见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我是见怪不怪，早习惯了。何况那时候正是“文革”的第一个高潮，讲究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在他的心里，也许正埋怨老婆不该把这个右派妹夫招进家里来呢。
在这样的人家里我坐不住，所以吃过饭以后，就借口天黑得早要琴快点儿回去。临走的时候，大姐拿出两双纯白色的线袜来送给我。我虽然不迷信，但也觉得与“结婚礼物”特别的不协调，可又不能不要，只好拿着。
第七章 风云突变，进不了集中站
三天假期很快过去，在我的“老就”朋友中，除了媒人焦守信之外，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已经是“娶有妻室”，而且是“再度刘郎”的身份了。
星期三早上起来，我给老丈人家最后一次买了烧饼油条，不等家人收工回来，我吃饱了早饭，把琴盛放“嫁妆”的那个樟木箱煞在我的自行车后货架上，以九点之前必须赶回农场报到为由，就匆匆上路了。好在昨天晚上都已经与家人道过别，人人都知道我必须九点返场。而我要比琴先走的主要原因，是知道她离家的时候，必然有一个难分难舍的场面，我不想看见。我跟她约定：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我在“棉纺厂”车站等她，只要她九点以前离开家，准能赶到。
我的自行车是天津出的加重农用“红旗”牌，能驮二百斤重的货；而我的车技不是一流的也算得上是二流的，驮一个巨大的箱子，并不影响车速。从三间房到团河农场，足有八十里路，但我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九时以前准时到达了。
我先到中队报到。不去新疆的人，是星期一晚上就返场了的，这时候已经出工去了。去新疆的人，回来的还不到一半儿，有的在用中队的双轮手推车装上各自的铺盖行李，准备往集中站送，有的在队部门前围着，议论纷纷。我到统计室报到，统计员告诉我：刚才有到集中站报到的人回来说，因为车皮不够，凡是带家属的，可能这一次去不了，要改期。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要我自己到集中站去问政委。
我赶紧把箱子从车上卸下来，问清了集中站设在原工程队大院儿内，蹬上车就走。集中站内人来人往，有男有女，各种车辆装载着各种行李，有往内搬的，也有往外搬的。看样子，往外搬的，就是带家属去不了的那一部分人了。我不去向这些人打听消息，而是直接到了办公室找政委。进了办公室，其实不用我开口，政委正在向几个带家属的解释：去新疆的车，是一次专列，原来是十二节车厢，每节车厢坐一百个人。昨天晚上忽然接到通知，其中一节车厢有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只好临时决定凡是带家属的这一次先不走。好在不久之后还有第二批，带家属的，和第二批人一起走。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可真是存心跟我开玩笑。为了去新疆，我匆匆忙忙临时抓了个老婆，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又走不了，还要回家去等待。我的这个老婆，跟别人可不一样，她没有收入，又不能干农活儿，家人巴不得她早一日离开家，如今好不容易总算推出来了，却又要让她回娘家去住，虽然家里不至于不收，总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正想问政委第二批支边人员大约什么时间走，这时候一个姑娘对政委说：她是天堂河农场的，为了跟丈夫一起去新疆，她已经办了离场手续。如今去不了，是不是还要先回农场。政委答复：第二批最多一个多月以后就要走，既然已经办了手续，回家等几天就可以，不必再回农场了。
我想，既然只有一个多月工夫，让琴回家去等个把月，家里还不至于轰她，大不了我交一个月的伙食费就是了。于是不再问什么，回到中队，找工具员说明情况，把箱子存进仓库。等到十一点钟，就到“棉纺厂”车站去接琴。
这一回，她倒是很准时，刚十一点半就到了。她眼睛红肿，看得出来，离家的时候，是与家人一起演出过一场《哭皇天》的。
我尴尬地告诉她：因为车皮不够，临时决定，凡是带家属的，要等第二批再走，时间大约一个多月。她听了，倒没有什么大的反感，只说这样更好。走得太匆忙了，有许多东西没有准备，还有一些好朋友也来不及告别。能够再给她一个多月的时间，她正求之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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