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祯祥在事先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样快。在与小高交换校徽的时候，忍不住失声大哭起来。
真是撕心裂肺的一幕，当时在场的围观者，有的偷偷儿擦眼泪，有的不想再看，扭头走开了。
小高被推进汽车中，立刻按响了喇叭开走了。车窗当然关着，他只能扭头透过后窗最后看一眼这个自己深深地爱着的姑娘──她还怅然若失地站在原地，目送着心上人离她而去……
爱情啊，这个人世间最圣洁、最美好的事物，千万年来一直被一切善良的人们所颂扬。王母娘娘拆散牛郎和织女，那是因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但还允许他们每年会上一面；法海和尚拆散许仙和白素贞，那是基于一种邪恶的嫉妒心理；那么“他们”呢，他们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非要拆散这诚心相爱的一对儿呢？
小高与小陈，从五七年九月一日第一次见面，到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分散，共计交往了七百四十三天。在大约一年半的“劳动考察”期间，两人一天也没分开过。今天，他们那大胆的初恋，终于以悲剧的结尾暂告一段落了。
（十六）监狱十年和农村十年
小高离开北师院以后，先是送进了海淀区公安分局，在拘留所关押几天之后，于九月十七日（恰是中秋节）被转送到设在德胜门外土城的“劳动教养收容所──一个阴森恐怖的废砖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鬼地方。三天之后，又被”分配“到安定门外的辛店农场，与犯人们一起劳动改造。一年之后，由于全国性的大饥饿，生活条件极差的劳改农场开始饿死人，身体强壮的小高，也彻底饿垮，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连路都走不动了。当局不得不把他送回”劳动教养收容所“。
一个多月以后，小高又被“分配”到延庆钢铁厂，当时这是一个生活条件“最好”的劳改工厂。
六一年十月，延庆钢铁厂“下马”，小高又被转送到世界闻名的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这个农场地点虽然在天津北郊，但却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
六三年夏季，由于中央“广州会议”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下的右派分子沾了这个会议的光，大部集中到设在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团河农场，与四百多名右派分子一起等待摘帽解教妥善安置。但是后来广州会议的精神受到了毛泽东的否定，主持会议的陈毅也受到了批评，加上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摘帽安置”成了泡影，接着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团河农场改为“五七干校”，超过了教养期没有解教的右派分子们再次转移到清河农场，继续教养。六九年秋季“林副统帅”发布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右派中“表现较好”的，摘了帽子，家在农村的，押送回原籍由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家在北京、上海、天津的，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就业”，当廉价劳动力。剩下二十多名“抗拒改造、死不悔改、表现恶劣”的右派，则被送到了设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沙河县的留村农场，转属河北省公安厅管辖。
小高也属于“死不悔改”的一类，于六九年秋天被押送到了留村继续劳动教养。七○年的四月五日清明节，小高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零七个月的教养生涯，但是不摘右派帽子，被遣送回原籍，交革命群众监督，与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起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月，方才“落实政策”，分配到抚宁县石门寨中学教书，后来又调到抚宁县二中，直到退休。
关于小高的这二十年生活，他自己写的长篇回忆录中有《监狱十年》和《农村十年》两章，颇为详细地叙述他所遭遇的苦难历程，此文的油印本在“同窗”中流传颇广。这些故事尽管全都十分生动而真实，而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与他的“苦恋”故事关系不大，所以这里不加摘录。
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交代一番，那就是他的“错位的婚姻”。第一，他的婚姻，至少也是“二劳改”和女人们这个主题之内的，应该说一说；第二，这次婚姻与后文中小高和小陈重逢以后的先合后分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因此这里必须说一说。
（十七）错位的婚姻
一九七○年，小高从留村农场回到家里，已经三十四岁，早就过了正常人的婚配年龄。尽管父母亲友都想为他张罗一房亲事，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作为一个被监督的“五类分子”，何况又已经三十多岁了，没有哪个“清白”的姑娘肯淌这种“浑水”；而人头太次的女人，小高又宁可终身不娶，也不愿再给自己找罪受。所以尽管张罗的人颇多，却连一个成功的也没有。
恰在这时候，他在留村农场认识的一个女教养分子小王上门找他来了。
小王即将解除劳动教养，根据当时的政策，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如果家在农村的，可以回家，如果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一律不许回去，出路也有两条：或在邢台地区农村插队，或留在劳改农场“就业”。这两条“出路”，恰恰正是解教人员谈虎色变的。邢台地区干旱缺水，只出产玉米、小米，农民收入很低，生活极苦，在那里插队举目无亲，何况还不享受插队知识青年的待遇；而“留场就业”，则被当地人称为“二劳改”，政治上依旧是专政对象，工资极低，而且永远离不开公安系统，谁也不愿意，因此也叫“强迫就业”。小王的家在北京，她怕解除教养以后走上了这两条可怕的道路，所以找小高商量出路来了。
说商量，实际上是要求。要求什么？要求把她的户口迁到小高这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据第二本《宪法》，是没有“迁徙自由”的。想迁户口，必须有相应的证明。小王与小高无亲无戚，没有任何关系，对她来说，想把户口迁到小高家的村子来，只有一个证明有用，那就是与小高结婚的证书。除此之外，别的证书她想都不用想。
她既然敢于跑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养期间与小高当然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劳改分子，不论男女，大都患有“性的苦闷症”，渴求异性的安慰。偶然在一起劳动，互相表示好感是常有的事儿。当然那都是逢场作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小王来说，主动来找小高，也是万分不得已的事情。她一个姑娘家，受过劳动教养处分，即便回到北京，除了嫁给“劳改释放分子”，也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何况她北京明明有家却不让她回去。而在劳改分子中间，大家一致公认只有右派是最“干净”的，至少不涉及道德品质的问题。对她来说，如果想嫁人，右派当然是“最佳人选”，何况小高长得魁伟英俊，又是个大学生。
但是小高却并不想娶这样一个媳妇儿。在农场的时候，与她调调情，解解闷儿，是可以的；要做终身伴侣，由于兴趣和爱好相差太远，没有共同语言，生活肯定不会融洽，特别是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
但是小王一来，村里人就认定了她是小高的对象。可不是么，要不是对象，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她到底是北京人，善于说话也善于应酬，手脚也勤快，很快就博得了众人的好评，家里人对她印象也不错。大家都来相劝：错过了这个机会，再要找一个比小王更好的姑娘，恐怕困难了。这话多少有点儿道理。
在众人的撺掇下，小高动摇了。七一年春天，他们终于去领了结婚证，并把她的户口从农场迁到了小高的村子里来。
但是婚后不久，她的小市民习气就彻底暴露了。第一是谁都不在她的眼中，开始与小高的母亲、哥嫂、侄儿、侄女甚至街坊四邻吵架，至于与小高的口角，更是家常便饭，简直是一头典型的“河东狮”。第二是醋性特重，小高跟别的女人说句话儿，也要醋海兴波。有她在家的日子，简直是阖家不宁，四邻不安。这时候的小高，真是后悔极了。
勉强维持了三年多，尽管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到了七四年夏季，她终于抱着孩子回北京去了。
（十八）写在水上的誓言
下面，还是回过头来，接着说小高与陈祯祥之间的故事。
小高被撵出北师院，进了劳教所，对陈祯祥的思念之情，残酷地折磨着他。
他从劳教所发出的第一封信，不是给家里，而是给陈祯祥。那封信写得很长，很详细，信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思念之情。信发出之后，他就天天盼望回信。就这样，天天翘首，天天失望。时间在失望中一秒一秒地流走。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终于，他对陈祯祥失去了信心，开始绝望，也更加坚信“誓言是写在水上”的话了。他开始抱怨：“为什么你连一个字也不写呢？就是断绝关系，也应该来信说明白，好让我死了这颗心嘛。”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他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劳动。由于他劳动积极，加之政治气候略有宽松，队长批准他一个星期的假，让他回家探亲。尽管与陈祯祥分别已经四年多，但是头脑中总也丢不开她的影子，所以特地提前一天离家返京，打算到她家找她，以期能见上一面。
那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好是他的“非法同居”纪念日，京都街市上也是一派过新年的气氛。天冷、风大，他冒着严寒，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市府大院。他敲开了一号楼三门一号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他问：“陈祯祥还住在这里吗？”她说：“不知道。”他再问：“她搬到哪儿去了？”回答依然是“不知道”。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也不知道是那老太太耳朵背，还是陈家的人也出了问题，搬走了，后来的人奉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
没奈何，他又去了北师院，向中文系办公室的人打听陈祯祥的下落。可是一个被送去教养的右派，要打听一个与他“同案”的右派，“立场坚定”的干部，谁会告诉他实话？所以回答依然是三个字：“不知道”。
（十九）苦涩的重逢
难熬的二十年，一天天熬了过来。到了一九七九年，当年的小高已经熬成了老高，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三中全会带来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那年的一月，北师院电召老高回京办理落实政策的有关事宜。等到一切手续办完，他冒昧地向中文系总支书记询问了陈祯祥的情况。总支书记很痛快地告诉他说：“她昨天来的，她的右派问题也已经改正了。现在她在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地区大韩继中学任教。”
真不凑巧，校方为什么不早一天通知，让他们见上一面呢？
老高从北京返回石门寨中学，犹豫再三，还是给陈祯祥写了一封信。信并不长，写好后却没有立刻发出，而是在抽屉里放了一个星期。时隔二十年，双方都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思想感情的变化。该不该联系呢？如果信发出去，会不会有第一封信那样的遭遇呢？后来他想，政治的春天和自然的春天应该同时来到，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枯木逢春，出现萌芽，就鼓起勇气把信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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