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于劳改队里的规章制度，不怎么肯遵守，什么时候想家了，蹬上车子就走人。那时候他家住在北京市内鼓楼南面的辛安里胡同两间相当破旧的平房里。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只要他一走，为防止他又一次偷越国境，农场必须立即向市局报告，于是市局立即出动警车，调动了大批警察，把守住他家的前后门，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最后当然是从他家里把人“掏”了出来，押回农场。可他没犯任何罪，一个农场职工，不请假就回家，最多只能算旷工，何况他经常下午下班以后回家，连“旷工”的罪名也揞不上，充其量不过是“违反场规纪律”而已。因为劳改农场晚间有“政治学习”的安排，据此只能说他是“逃学”，被队长狠狠批评几句，最多再由班里开会帮助帮助，也就算了。
如此这般“掏”了他几次，不但没把他“掏”怕，倒干脆借此与公安局开起玩笑、捉起迷藏来，隔长不短儿地就往家里跑。下了班到家里照一面，说两句话，还故意让街道积极分子看见他，然后立即蹬车返回农场。他身大力不亏，从鼓楼出永定门到团河，足有五十里路，他只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因此从下午六点到九点半的三个半小时内，足够打一个来回的。等到街道积极分子汇报到派出所，公安局派车派人来“掏”，他已经在农场的宿舍里呼呼入睡了。
这样折腾了几回，农场和公安局都疲于奔命，见他回家不过看看老婆孩子和母亲，并没有再次偷越国境的意思，对他这个“长跑运动员”也逐渐放松。于是他常常下了班就蹬车回家，第二天一早回来不耽误上班，常来常往的，农场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也有些见怪不怪起来，终于成了半合法化的事情，也成了二大队比较特殊的“洋舅爷”了。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不过五十公里，全场砸死了五百多人，而我所在的四分场西村，却只轻伤了两个人，没一个砸死的。地震之后，农场奉命封锁一切消息，所有人员一律不许外出，连信也不许寄。丹尼尔为了免除家人挂念，又一次不顾农场的规定，半夜里蹬上自行车悄悄儿走了。从清河农场到北京，足有二百多里路，而且有四五十里是农村的土路，加上沿途封锁，何况他又是一副“老外”的形象，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运用他的“越境”经验闯过层层封锁平安到达北京的。
走之前，他知道我曾经黑夜里骑车回过一次北京，所以找我详细了解沿途的情况和走法。此外他还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通了气儿，我们都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报告平安，让他带到北京去发。当时时间紧，谁也无法多写字，我给家里写的信，只是“我还活着，没有受伤”八个大字。
当时我正在偷偷儿地写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丹尼尔和他的夫人都是我那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他的几个孩子，则是我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一九八五年正式出版改名《岷江三爪龙》）的第一批读者。
一九七八年，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正在谈判之中，丹尼尔就成了美方指名要求遣返的两个美国公民之一。经过几度交涉，中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在不否认他是中国公民的前提下，答应他们全家以赴美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至于他到了美国以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可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中国政府无关了。
丹尼尔被通知到北京办手续，当时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只知道要他回家一趟。他在北京把手续都办好以后，自己没回农场，却让胖墩儿回来处理东西：把他所有的衣物全部分赠给与他关系不错的难友们留作纪念。我得到的是一条美国军用薄呢毛毯。我知道，这还是他父亲的遗物，应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丹尼尔十六岁进的中国劳改队，走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二十年的劳改，对中国的劳改队生活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熟之又熟。他去美国，对美国政府特别是情报部门来说，肯定是个十分“有用”的人才。因此我托胖墩儿带一句话给他：尽管他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关押了二十年之久，但我希望他到美国以后，不要给情报部门工作，千万不要再卷进政治旋涡中退不出身子来。
因为据我的看法，凡是特工，不论是哪个方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劳改农场中，不但关有国民党的特务，也关有共产党的特工。何况我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的时候，校长是潘汉年：潘汉年刑满以后软禁在团河农场，我还跟他有过偶然的邂逅一面，对潘汉年的故事多少有些知道。胖墩儿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一定把我的“金玉良言”带给他。
他走之后两个多月，我听说跟他最好的朋友汤宗哲已经收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我看了这封写给所有老朋友的“通函”之后，就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托小汤附寄转给他。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邮简，是寄到浙江缙云县我老婆那里转的。信的内容如下：
吴先生：
首先让我代表全家人向您祝贺您的新的开始。您让小汤转来的信已经收到，并知您的近况。我们很为您得到新生而高兴，希望您在选择好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您的才能，为祖国争光。不管您的小说什么时候出世，我们都在等待和盼望着。
您现在可能在北京住下了。等安顿下来，总该让您的夫人及可爱的女儿接到北京来观光一下喽。听到许多朋友都有了新的安置，心中觉得很愉快，觉得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感谢华主席及邓副主席。可惜我们不能在北京相见了。虽隔千万里，只有用书信传达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全家都还好。虽然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但未安置完毕。等安置好一定写信给您。
祝您快乐！
友 林校书
许凤智
79.3.23.
信的开头祝贺我“新的开始”以及把信寄到浙江去转而不直接寄到农场，除了怕农场扣押外国来信之外（我的许多外国来信都被农场扣押，直到唐山大地震农场传达室倒塌，才被翻出来，这件事情丹尼尔是知道的），这里面还有个阴差阳错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初，我的原单位国家语委派了两个干部到清河农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宣布我是“错划”的右派，给我恢复名誉并恢复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级别，但却不把我调回原单位，而是要求清河农场执行。为此原本在国务院当机要通讯员、外号叫“焦大炮”的中队长焦如棕声势汹汹地跟那两个干部吵了一架，大意是说：“吴越是你们错划的，不是我们错划的。
我们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执行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是你们错划的干部，你们自己收回去，我们管不着。我们无法安置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他发行政二十一级的工资。”那两个干部答应把农场的意见带回去向领导反映。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着原单位的“好消息”，所以在短信中告诉丹尼尔我有可能回北京工作。事实上我是到了一九七九年年底，才“第二次落实政策”，正式宣布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
但由于国家语委是个紧缩单位，编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当时在职人数就已经超过了一百，所以他们只好派人到我老家去联系，想把我安置在浙江。后来还是通过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同志（他现在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介绍，由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郑公盾同志调我去科学文艺编辑室当编辑──这是后话。
大约在丹尼尔走后的半年多，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正在继续修改润饰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忽然住在我隔壁的“小朝鲜”（是个小时候被父亲从北朝鲜带到延边来定居的朝鲜人，因为企图偷越国境回到北朝鲜去而被捕劳动教养；他曾经跟我学过世界语，我也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外国的世界语朋友，所以跟我的关系比较好），手捧着半导体收音机跑了过来，回手先把房门关上，这才神秘兮兮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尽管他的收音机喇叭很小，音质有些失真，但我立刻听出那是丹尼尔的声音。
前面的话已经播过去了，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只听见他在说：“……到台湾来之前，只能从大陆的报纸上了解台湾，所以我只知道台湾的老百姓身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根本没有自由幸福可言。这次到台湾来采访，我曾经下定决心，采访期间，绝不在台湾发表任何看法。但是通过近一个星期来的采访，我的观念变了。今天我离开台湾，不得不改变初衷，说一说我在台湾采访一周的观感。……”
下面他列举了许多事例来对比台湾与大陆的不同。例如他一到台湾，就问当局怎么安排他的采访，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因为他知道，在北京，凡是通向郊区县的主要路口，都有武装警察站岗，而且立有“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通过”的大牌子。外国记者在大陆采访，都是当局安排日程，并且由当局安排采访对象的。所采访的对象怎么说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都有统一的口径。为了应付采访，甚至故意布置现场，装潢门面，所有采访过程事先都要经过编导并模拟彩排，跟演戏也差不多。但是台湾当局的答复却出于他的意料之外：除了保密机关之外，他想到什么地方采访，就到什么地方采访，当局绝不干预。于是他到处乱闯，先后采访了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家庭，发现台湾的工人和农民家里不但丰衣足食，而且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等家用电气几乎一应俱全；特别是小型的家庭式农场，繁重的作业几乎都是机械化的，所有这些，都出于他的意料之外……
这样的报导，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真实、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大陆的新闻报导还被“四人帮”所把持，所谓新闻不但不新，而且内容都是“假大空”的，没有新闻的主要因素“真实性”可言。凡是“敌方”的事情，包括人民的生活，都只能说坏，不能说好。那时候，有关台湾的真实情况，在大陆是不可能如实报导的。
一九八○年我还收到过丹尼尔寄来的一封“通函”，也就是内容相同的复印件，寄给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报道他们一家到达美国以后的简况。大意是说他到了美国以后，开头住在他哥哥、姐姐家里，三个孩子都上了当地的中小学。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没有学过英语，孩子们既没有特地上英语补习班，也没有降一两个年级，而是接着大陆的学历跟班读书。为此他规定在家里谁也不许说汉语。头一个学期三个孩子功课都跟不上，第二个学期就都跟上去了。胖墩儿尽管学得比孩子们慢些，但是日常生活用语基本上也都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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