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935年这13年中，郑正秋为“明星”编导或参与编导了50余部影片，其中优秀之作，如《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姊妹花》等。对于郑正秋来讲，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说郑正秋以其作品影响了甚至左右了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的风格和发展方向并不过份，许多电影公司的创作人员的确是唯其马首是瞻，他的创作实践，为最初的中国电影传统定下了基调。
郑正秋能有如此作为，靠的是独具慧眼的题材选择和独具匠心的创作方法以及导演手法。郑正秋的作品从题材上分大致有二：一是为人生而创作，为受压迫者尤其是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鸣不平；二是为金钱而创作，为迎合观众心理，编写一些无伤大雅的武侠、传奇剧本，以取得可观的票房收入。
纵观郑正秋的电影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始终执著于人生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并由此构成他创作的主流，这在同时代的名编导中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能如此，与他始终坚持电影的教化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而这一认识，恰恰又基于他戏剧功能的看法，萌芽于他从事戏剧活动年代的种子，在电影创作中开花结果了。
“明星”成立之初，郑正秋就提出了“长片正剧”的制片方针。他曾说：“为弱者呜不平，这是我从事戏剧的一贯主张……所以我觅取题材，往往从为穷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
郑正秋的实践，是对20年代影戏理论的最好注释，并使该理论更为流行。进入30年代，郑正秋积极赞同邀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入“明星”，并与他们精诚合作。
郑正秋创作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对观众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又得归功于他长期的戏剧活动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郑正秋在艺术上的追求始终是与抓住最广大观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了解观众，而且善于引导观众。1925年他就提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要分“迎合”、“适应”和“提高与改良”观众心理三步走。
他的创作正是贯彻着这一既定方针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充满人情味，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第二，富有民族特色，走出了一条使源于西方的电影艺术迅速中国化的道路。
郑正秋的为人也颇可称道，他虽身居公司要职，又是负有盛名的导演，但他待人诚恳，尤其是对演员，他在导片时，对每一个戏的镜头，都不厌其烦的解释、示范，很使人折服。
令人叹息的是，他的身体太差，自幼多病。为治病，又染上了鸦片瘾，无法戒除。刚届四十，即已两鬓斑白，身体羸弱不堪。影界同仁习以“郑老夫子”称呼他。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溘然长逝，年仅47岁。英年早逝，影坛为之震惊，同仁为之悲痛。明星公司为郑正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田汉挥笔写下挽联：
早岁代民鸣，每弦繁管急，议论风生，胸中常有兴亡感；
谁人舒国难，正公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
张石川：
张石川（1889―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因“蚀”含亏蚀之意，故后改为“石”。浙江宁波人。在张石川16岁时，父亲去世，后随舅父来到上海，在华洋公司当负责抄写的小职员。
他白天上班，夜晚则苦攻英语。1913年，被经营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美国商人依什尔和萨弗聘为顾问，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他和郑正秋一样，对默片时代和30年代的中国电影，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首先，张石川作为一们电影事业家，曾亲手创办了“新民”、“幻仙”和“明星”三家电影公司，“新民”和“幻仙”出品虽然不多，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2年创办“明星”后，他更是呕心沥血经营了15年，直到1937年公司场地被日军占据而关门。
其间，几多曲折，几多艰辛，他硬是凭着智慧、胆识、精明外加一点巧取的作风而闯了过来。“明星”的辉煌成果中，含有他的一份心血。
其次，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编剧、导演，其功也不可没。张石川一生约导演过150部影片，如此丰产的名导演是不多见的。
在这150部影片中，他导演的《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的开山之作；导演的《孤儿救祖记》以及随后一批妇女问题题材的影片使“明星”声名远扬，并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导演的《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片；他还曾导演过左翼作家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等片。这些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张石川也极为重视研究观众的心理，但他只是为了更好的迎合观众，甚至是观众中庸俗的欣赏趣味。这与他既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实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他拍电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字：钱。”这就不能不有损于艺术的追求。
即便如此，要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作品皆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探索，而张石川对电影事业是怀有一种献身精神的。因此，他得以成为早期中国影坛上最成功的导演。
1937年，“明星”关门之后，张石川仍念念不忘重振“明星”的昔日雄风，后来竟不惜为日伪经营的影片公司服务，这是他历史上不甚光彩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指控为汉奸，使他惊吓成病，从此一蹶不振。1953年病逝于上海。
邵醉翁：
邵醉翁（1896―1979），浙江宁波人。原名仁杰，别号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科，曾任律师，1921年转入金融界，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自此一心从事电影事业。
作为一位电影事业家和导演，他在这两方面各有成就，尤其是前者。他经营有方，使后起的“天一”能与“明星”相抗衡，尤可称道的是南洋电影市场的开辟，“天一”在南洋拥有的观众为其他公司无法匹敌。
由于“天一”的诞生而带来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对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作为一位导演，“天一”早期作品大多出自他之手。
虽然在导演艺术上，他并不是特别高明，但在挖掘新题材以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方面，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目光。率先拍摄古装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所拍的古装片虽然制作比较马虎，但古装片这一题材从此经久不衰。这个题材的发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天一”还培养和孕育了不少电影人材，当然，其中的很多人是离开“天一”后才走红的，“天一”未能留住他们并使之有用武之地，这与邵醉翁在电影艺术上不求精进有关。
但杜宇：
但杜宇（1897―1972），贵州贵阳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但祖龄。自幼学习绘画，尤其擅长美女和花卉画，故取艺名“杜宇”即杜鹃鸟之意。
13岁丧父，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杜宇不畏艰难，闯入上海滩，以绘画为生。他所绘的美女月份牌大受欢迎，他亦因此而闻名。他的漫画作品经常见诸报刊。
1920年，但杜宇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并开拍长故事片《海誓》，从此献身电影事业，直至抗战爆发。其间17年，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编剧并兼摄影的。
他所导的影片，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在早期电影界中，摄影之美，但氏称霸一时，其得力于美术功底，实为重要原因。”著名导演程步高如是说。
但杜宇还以电影多面手而著称，他集编剧、导演、摄影、美工、布景、洗印等于一身，拍出多部影片，堪称一绝。他虽身兼数职，却从不马虎，对工作有着刻意求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于拍得不理想之处，总是不计成本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
但杜宇特别勤于钻研和探索，在技术落后、条件简陋、资金有限的20年代，他因陋就简，开动脑筋，拍出了许多当时看来十分困难的镜头。
如拍《杨贵妃》时，需拍漫山遍野的逃难民众的镜头，却雇不起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但杜宇选择了农历七月十八日苏州乡民朝山进香，道路为之堵塞的机会，用远景拍摄，竟能以假乱真。
又如一次拍舞会镜头，剧情要求地板光亮照人，而影棚的地板却很粗糙，他令人用拖把将地板拖湿，摄入镜头后即晶亮透彻，饶有光泽的。
他总是用智慧，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然而，但杜宇的影片也有着共同的缺点，由于他崇尚唯美主义，他的影片美则美矣，却远离现实生活，且欧化色彩浓厚。
因此，但杜宇17年的电影生活，于中国电影事业虽有诸多贡献，却没能留下多少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独到地位的影片来。1937年，上海影戏公司的摄影场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但社宇夫妇迁居香港，复以卖画为生。
黎明伟：
黎明伟（1893―1953），广东新会人，生于日本，在香港求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组织人我镜剧社，同年初次试拍电影、摄成《庄子试妻》，从此即醉心于电影事业。1923年创办民新影片公司。
黎民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之一；其次，在电影编导尤其是纪录片的编导和拍摄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由于对民主革命充满热情，黎民伟特别崇拜孙中山先生，他为广东革命政府摄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北伐开始后．他曾赴北伐前线拍摄军事纪录片，最终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这一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型纪录片。
黎民伟的主要兴趣在摄影方面，因此由他编导的影片并不多，但在他领导下的民新公司，曾罗致了欧阳予倩、侯曜、卜万苍等著名编导，为“民新”拍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影片。
黎民伟导演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也以其反帝题材而钦誉海内外，故而“民新”能独树一帜。此外，黎民伟还是“复兴国片”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与罗明佑携手创办了联华公司，并担任“联华一厂”的主任。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黎民伟返香港。后脱离影界经商，死于癌病。
杨小仲：
杨小仲（1899―1969），原名杨保泰，生于江苏常州。1916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补习学校半工半读。1920年，他应任彭年之请，为商务影片部代中国影戏研究社摄制的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改编剧本和撰写字幕说明，从此与电影结缘，并改名杨小仲。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8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