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这倒害苦了她：过了不久，她就被学校开除，送到这里劳动来了。至于政府部门怎么答复王太子的，咱们不知道，不敢乱说。我想绝不会有什么好话，无非说她作风不正，是个女流氓，已经被学校开除，送农场改造了这些话吧？”
我一听这个‘七王妃’的父亲原先在苏联大使馆当翻译，是个右派，而且在公安局劳改，不由得一震：“你知道她父亲叫什么名字么？”
慧芳摇摇头：“她在我们这里是个出名的人物，她的事情，大伙儿基本上都知道。要问她父亲叫什么名字，那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不料“刀马旦”把脖子一梗：“谁说没人知道？姑奶奶我就知道。她父亲姓王，叫王天意，就在咱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右派队劳动教养。上上个星期天，‘七王妃’去看她爸爸，还是我陪她去的呢！”
我心里好像压上了一块铅，神情沮丧地低下了头，不想再问下去了。世界真小。怎么转来转去，尽碰上“自己人”？她说的那个王天意，应该叫王天乙，也是团河农场“三余庄庄员”之一。上上个星期天他女儿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看见的，而且一致评为是“右派崽子”中最漂亮的姑娘之一。我们只看见老王抱着女儿哇哇大哭，事后他也没说自己女儿已经进了天堂河，没想到这个无辜加不幸的秘密，却让我无意中探索到了。
正在这个时候，钟声响起，这是下班钟，也是开饭钟。房间里的人像开足了发条的玩偶，登时乱转乱窜起来，还在被窝儿里焐着的，赶紧蹬上一条长裤，披上一件外衣，乱哄哄地拿起饭盒饭盆，像牛羊出圈似的，纷纷挤出房门去。慧芳向我打了个招呼：“舅舅你坐着，我打饭去。”拿起饭盆来也走了。
这时候，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没动：就是北墙根儿那个端坐看书不顾天塌下来的戴眼镜的文静姑娘。尽管房间里的人几乎空了，她却无动于衷，依旧低头入神地看她的书。
我踱到她跟前，搭讪着跟她说话：“大伙儿都买饭去了，你怎么不去？还不饿？”
她抬起头，礼节性地向我笑笑：“正因为大伙儿都去了，所以我不去。”说话中分明带着南方口音。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赶这个热闹？不随这个大流？”
“真有热闹，我还是想看的；真正的大流，我当然随着，我干嘛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不过这时候去排队买饭，却是一种浪费，纯纯粹粹的浪费。即便早去的油水大，多给，可那排队的时间白白丢了，岂不可惜？再过半个小时我去买饭，窗口前面一个人也没有，直去直回，该有多痛快？可惜好多人就是想不通这个理儿，一听见钟声响，就好像，就好像饿鬼抢投胎似的……”她莞尔一笑，似乎觉得自己的比喻太粗俗了点儿。
“你看的是甚么书？”
她不回答，却把书一举，把封皮朝向了我。我学过三年俄文，尽管多年不用了，单词也还记得一些，不由得略略有些吃惊：“托尔斯泰的《复活》？你能看懂俄文本？”
“我是俄专的学生，差几个月就毕业了。”
“怎么上这儿来了？”我这是冲口而出，说完了自己又后悔，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一本小说，故事也都不简单，这样的问题，对眼前这样的人，是不应该问的。
“这个无可奉告。不是国家机密，而是无法跟您说清楚。很可能咱们是两个体系、两个世界的人，彼此之间，永远不可能相互了解的，还是不要浪费精力和时间的好。”
“这个我看得出来。在这里，恐怕谁也不会理解你……”
我本来打算多说几句的，再一想，在她的眼睛里，我也是个庸碌小人，仅凭几句话，她也不可能理解我。彼此都是匆匆过客，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这时候，捷足者已经打了饭回来，在各自的炕头吃起来了。菜是西红柿熬茄子，人称“焦赞孟良──红黑二将（酱）”，大米饭倒是挺白的。不久慧芳也端着饭盆回来，饭盒里是一个麻辣豆腐，饭盒盖儿上是回锅肉，另一个饭盆里是四个葱油花卷儿。──这是干部食堂打的饭，也是老队长对我的特别照顾。
吃饭时间，也是这帮女将们最活跃、最开心的时间。说不完的新闻和轶事，当然是以桃色新闻为主。也许因为今天有我这个男宾在座，大家还特别收敛了一些呢。
我吃了两个花卷儿，饱了。这时候，先买到饭的人已经吃完，一个个正在“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弄得房间里烟雾腾腾；后去买饭的人也陆续回来，正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共进午餐”。
我一眼看见小桂芳也叼起了一支烟卷儿，想起进门来之后一直没有跟她说话，有点儿冷落她了，就借题搭讪：“你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也学会抽烟了？”
“我都十五了，还小哇？告诉您也许您不信，这个玩意儿，我已经抽了两年多了呢！”
“那么你说说，你为什么要抽烟呢？”
“解烦哪！”
“小孩子家，也有烦恼？”
“烦事儿多着呢！比谁都多！”
“噢？你倒是说说看？”
“休息了，别人都回家，就不许我回去；别人都有朋友，就不许我交朋友；别人都上公园，就不许我上公园；别人都可以穿裙子，就不许我穿裙子……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别人都行，一到我这里就都不行了，你说烦不烦？”
我笑了起来：“这还不简单？就因为你年纪小呗！就拿抽烟来说，不管别人抽不抽，我就劝你不要抽。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更不强迫你，我只问你一句：你心里烦，抽支烟，就不烦了？真要有这功能，我也抽！只怕就像借酒浇愁一样，结果是愁上加愁吧？”
我这一席话，说得小桂芳哑口无言，却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又坐了一会儿，我知道饭后是她们法定的午休时间，一个大男人留在女工宿舍里，总不方便，看看天气，雨已经不下了，就起身告辞。
慧芳也不留我。我提起半导体盒子来，跟刚才说过话的几个人点了点头，算是告别。她们要我下次路过这里的时候再来，“黑桃皇后”说了声“下次我还愿意挨您的罚”，小桂芳还再次跟我挤挤眼眼，给了我一个甜甜的媚眼。我嘴上答应着，心里知道：这种戏，偶尔上演一次倒还可以，经常演出，可就要露马脚了。
慧芳一定要送我到汽车站。既然她成了我的外甥女儿，戏不能不演得更像些，何况我还有许多话要问她呢！
一出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她那个能读洋书的女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她说：这个人姓王，江苏省常熟人，在俄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不久就相爱并且同居了。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回国之前，俩人提出来要结婚，不料她得到的不是结婚证书，却是一张开除学籍的通知书，罪名是“洋妓”！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洋妓”一词，也是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却在公安局内广泛通行的“专业词语”。所谓“洋妓”，按汉语构词法，应该与“洋火”、“洋蜡”、“洋葱”一样，指的是“外国来的妓女”，但是在公安局，汉语构词法也有例外：“洋妓”指的并不是“外籍妓女”，而是指专门接外籍嫖客的中国妓女。尽管从构词法角度看是不通的，在公安局内部却通行了许许多多年。
那时候，公安局判断一个中国姑娘是不是“洋妓”，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不是已经跟洋人睡过觉，至于跟几个人睡过，是拿钱还是贴钱，倒是不理论的。姓王的并不隐瞒，承认自己跟人家同居过，于是罪名就这样成立了。
慧芳接着跟我说：姓王的“大学士”来到这里以后，心里不服，四处告状，说明自己爱的只有一个人，绝没有跟另外一个洋人有过关系，而且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都是公派的，特别穷，上饭馆大都是她付钱，不但没给她买过一件衣服，连他穿的毛线衣都是她省下补助来给他打的。但是这没有用，告状的结果，是她被送到这里来，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则提前遣返，谁也没有得到好果子吃。
直到今天，她还不服，依旧写了状子到处告：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妇联、国务院、人大，连党中央接待站都去过了。不但什么作用、什么结果也没有，据队长晚上点名的时候说：所有的申诉材料，统统都转回到分场部来了。管教干事也找她谈过好几次，最后警告她：要是再不收敛，就说明她对自己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就要加重处分；也就是说，她很可能要升一级，从不算处分的“组织劳动”上升为“最高行政处分”──劳动教养了。
我又一次沉默下来。慧芳苦笑着问我：“你听了这些话，心里难受，是不是？告诉你吧，像这样的冤枉，我们这里多了去了。就拿徐姐来说吧，她解放以前当过舞女这不假，不过那也是为了生活，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读书。解放以后，她在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当打字员，一个月工资好几百，也不知道谁眼红了，说她挣得比副总理还多，愣是不许她在那里干了，还把她给弄到这里来。你说这叫招谁惹谁了？不就是年轻那会儿漂亮点儿，舞跳得好点儿么？可人家现在快四十岁的人了，连个丈夫都没有。刘桂芳是只知道自己烦，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实呀，谁都比她烦呢。”
她一提桂芳，正是我想解开的迷团之一，就问她刚才桂芳诉的那一大堆苦，究竟是甚么意思。再问她：今天不是天堂河农场的休息日，别人都劳动，她和桂芳怎么倒能到大兴县城里去闲逛。
我这一问，没想到慧芳倒显得很为难的样子，犹豫了好久，这才说：“她的事儿，按说我是不应该告诉您的。跟您说实话吧，她的事儿实在太恶心，不大说得出口；不跟您说实话吧，辜负您冒险进了一次女儿国，不收集点儿真实素材回去，又太冤枉了。桂芳的爹，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四九年死在战场上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无法生活，流落到北京来，她妈只好嫁给一个在天桥打杂混饭吃的汉子做填房。对方也有一个儿子，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不松心。时间一长，桂芳其实还没有长大，爷儿俩都打开了她的主意，在她十二岁那一年，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总之是爷儿俩都得手了。
这孩子发育得早，十三岁那年就怀了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是爸爸的还是哥哥的。学校里发现了，她怕家里打闹、妈妈受苦，还死活不肯说实话，结果落了一个开除处分，强制做了人工流产以后，给送到这里来了。这事儿一做开了头，她破罐子破摔，不管不顾了，干脆就指着这个赚钱，每逢休息日，她就到天坛、陶然亭这些夜里没有路灯的公园去卖，让派出所逮住好几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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