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局长大喜，吩咐立即把糊涂厂长带到审讯室与杨罗亭对质。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审讯继续进行。
当糊涂厂长站在杨罗亭面前的时候，杨罗亭脸色刷地一下煞白如纸，脑袋耷拉下来，像个抽了筋断了骨的人一样完全垮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是的，十天前，他的确向这家化工厂要过一小瓶氰化钾，那完全是因为家里老鼠为害，他是拿来对付老鼠的，跟梁佩芬的死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
审讯员质问：“街上到处都能买到灭鼠药，你怎么偏偏去向人家要氰化钾？”
杨罗亭狡辩：“老鼠药我用过多少回了，现在的老鼠鬼精鬼灵，那些通常惯用的老鼠药，它们碰也不去碰。”
审讯员斥责他一派胡言，但杨罗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滔滔诡辩。
审讯又搁浅了。
我们坐在会议室的皮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杨罗亭的脸色非常难看，话也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眼看要全线崩溃了。但是要完全拿下这个案子，还欠那么一点火候。杨罗亭一味抵赖，没有他的口供，解不开他如何作案杀人之谜，这个案子就不能算是完全搞掂。林局长为此很气恼也很着急，一连抽了好几支烟，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就问大家有何妙计。
我想了想说：“据我的印象，杨罗亭还是非常爱他的小女儿的，能不能把她的小女儿带来跟他见上一面，让他有所触动，说不定能够痛快地低头认罪。”
林局长点点头：“好！不妨试试看吧。”
一会儿，婷婷由杨罗亭家的一位小保姆抱了来。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婷婷了，这孩子长高了不少，但是，也许是破碎的家庭给她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活泼天真的天性在她身上消失殆尽，她清亮的大眼睛里有一抹忧伤，怯生生地低着头，不爱说话，没有笑容。看到屋里许多穿警服的陌生人，她吓得把头埋在阿姨的肩膀上。
我走上前去说：“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看我一眼，严肃地点点头。杨罗亭带她探监，我在会见室多次抱过她，这孩子对我至今仍有印象。
我又说：“婷婷，阿姨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婷婷又毫无笑容地点点头。
我从小保姆手上抱过婷婷，大步向审讯室走去。到了门口，婷婷一下子就认出了杨罗亭，大声哭叫起来：“爸爸！爸爸！”
杨罗亭一回头，看见婷婷，猛地想站起来，可是，他不能动弹。他的四肢被脚镣手铐铐在混凝土坐椅上。
婷婷在我怀里大声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杨罗亭泪如雨下，叫着：“婷婷！婷婷！”
我说：“杨罗亭，你认罪吧，这样拖着，可是害苦了孩子！”
杨罗亭大声嚎啕：“天呀！你们放了我，让我抱抱我的女儿，让我亲亲我的女儿！”
审讯员说：“只要你能老实交代，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杨罗亭哭泣道：“我交代，我交代，只要给我三分钟，让我抱抱我的女儿，我什么都交代，行吗？”
审讯员示意两名武警战士给杨罗亭打开脚镣手铐。
杨罗亭一下子从我怀里接过女儿，拍着，亲着，鼻涕眼泪弄脏了婷婷的脸。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亲吻自己的孩子，迸发出的父爱，带有生离死别的性质，卷起一阵贪婪而疯狂的风暴。我和在座的刑警们都黯然无语，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在杨罗亭父女的抽泣和嚎啕中猝然凝固。
审讯员几乎忘记看表，时间过去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待杨罗亭和婷婷都哭得天昏地暗，几乎晕厥过去，才提醒说：“杨罗亭，行啦，给你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
杨罗亭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婷婷交还我的怀抱。
审讯员说：“杨罗亭，你现在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噗通一声跪在地下：“我，我还有个最后的要求！”
审讯员说：“你说吧！”
杨罗亭说：“梁佩芬存在香港银行的那一笔巨款，不用说，绝大部分是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但是，也有极少数可能是她的合法收人的积蓄。我要求政府留下二十万元作为我的女儿婷婷的抚养费和教育费。这个要求如蒙批准，我立即交代我的全部罪行。”
审讯员说：“你等一等，让我向领导请示。”
审讯员走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对杨罗亭说：“局长说了，你这个要求，原则上是能够同意的。你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说：“好，我交代，我彻底交代。”
杨罗亭——
警官同志们，听我说吧！我反正是个快死的人了，也不怕丑，也不要脸，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解剖解剖，我死了，也许还能当个反面教员。
我和梁佩芬是在上大学时开始谈恋爱的。毕业那年结了婚。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出身不同，社会这个大舞台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并不平等。梁佩芬因为有个好爸爸，一毕业就进了党政机关，我是平民家庭出身，只能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教员。我们俩就像在同一条跑道上，兔子与蜗牛赛跑，差距愈来愈大。她很快当上科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副市长，我呢，干了十年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教员。那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职务的，人家也不知是可怜我呢，还是尊重我，说过我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上一句：“他是我们梁县长的先生。”“他是我们梁市长的先生。”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顶附加的桂冠。我感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男人，而是她梁佩芬的附属品。梁佩芬在家里也是颐指气使的，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仆人，要我办个事儿，都是“喂，你过来一下！”“喂，你去干个啥！”就像指使她的小秘书。我又是个天生不肯惧内的人，在家里总和梁佩芬磕磕碰碰，早就不堪忍受这种寒酸、压抑和孤独的处境。
梁佩芬显然也发现我们关系中的尴尬。到了她握有常务副市长大权的时候，她给市委组织部长递了个眼色，不久，我就成为市经委的副主任，再过两年，我又当上主任。按说，地位相对地平衡了，我们的关系要日趋和谐才对。可是，没有！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这时我也有职有权了，巴结我求助我的人蜂拥而来。我的身边开始不缺女人。我身为市经委主任，管辖着一市八县的工交企业，下属的工厂、公司有上百家，你看有多少女人，和多少男人通过女人，来向我频送秋波大献殷勤。老实跟你们说吧，这些年我经手过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排，也有两个班！但是，叫我真正动情的，是一个才二十岁的四川妹子。她毕业于重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挺有文化品位，又能歌善舞，不甘心只拿歌舞团那几个死工资，就跑到Ａ省来当歌星。我第一回听她的歌，就完全着迷了，牛气十足地献上个大花篮，红包是一万元！
很快，她成为我金屋藏娇的“小蜜”。咳，她那份清纯，温柔，美丽和浪漫，完全征服了我，就像西施征服了吴王夫差，貂蝉征服了大将吕布，海伦征服了伊利昂城王子一样，我深陷泥淖，不能自拔。
按说，为了我和那个川妹子的缘分，梁佩芬的锒铛入狱，正是一个天赐良机。梁佩芬在大牢里关上十五年，我和川妹子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我又念着梁佩芬手头还有一大笔海外存款。她的受贿案发了之后，虽然也抄过家，而且抄走不少现款和金银首饰，但是，这仅仅是她的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梁佩芬是个欲壑难填，敛财手段极其高明的女人。在她主持之下，她与港澳台商谈过十多个开发项目，光是经她的手廉价贱卖出的土地就多达６００多亩。那些从国库中得到巨大好处的商场老手，自然不会吝惜拨拉一勺残羹剩菜给别人分享。开头，梁佩芬这类活动对我也绝对保密。直到有一回，一位港商单独来我们家作客，临走时在他坐过的沙发上，悄悄留下一大沓用红纸包好的港币，我才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梁佩芬不再回避我了，有时深更半夜参加外事活动回来，也不顾劳累，一个人倚在床头上，有滋有味地点着挺括作响的美元和港币，疲惫的脸上尽是忍不住的笑容，比小孩子过大年还要高兴。然而，这些收人完全归她个人掌握。她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绝对不许我问津。也许从那时起，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女人对男人在情场上的风流韵事是特别敏感而警惕的，她对我就不能不防着一手。
再后来，我发现梁佩芬又在不断地转移这笔不义之财。她每次出国或赴港澳办理公务，都把积攒下来的美元、港币悄悄带出去，存入香港银行或国外银行。而这些国外和境外的存单和存折，她存放在一个绝对秘密又绝对保险的地方，连我也不能知道。她没有入监时，我一无所知；她入监之后，我在屋里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因此，我断定最大的可能，是她转移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出狱，就闹着要回省城养病，更加让我坚信这个猜测。
就是为着这一大笔存款，在梁佩芬入狱之后，我在表面上对她关怀备至，每月探监两次，像运输大队长那样源源不绝地给送去各种好吃的糕点食品。同时，还千方百计为她办成了保外就医。她出监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跟她摊牌。我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如果不是我在外头大把大把使钱，甚至搭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你梁佩芬至今还得在狱中受苦。仅仅为了这一点，你是不该独吞那一大笔海外存款的，对半分，四六分，都天经地义。
梁佩芬连连冷笑：“怎么样？想用我的钱去养你的川妹子‘小蜜’？做梦去吧，你！”我一再申辩根本就没那回事，可是梁佩芬一百个不相信。也难怪她不相信，梁佩芬入狱后，我是有点张狂得晕了头，常常带着那个川妹子出入于娱乐场所，她不能不早有风闻。最后，我退到三七分，二八分，她固守阵地，寸土不让。
这样，我每次回到省城，表面上是去看看老岳母，看看梁佩芬，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那笔钱。
我早就注意到，梁佩芬的裤腰带上拴着一串钥匙，像贾宝玉脖子上吊着一块通灵宝玉，那是她的命根子，连晚上睡觉也不肯解下来。我判断，那笔巨款和这串钥匙肯定有关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把存款单藏在卧房的哪个抽屉或哪个柜子里。她防我像防贼一样，绝对不准我碰一碰她那串钥匙。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是相安无事，有说有笑的，但是，一关起门来，我们就为了那笔存款吵得不可开交。说真的，看着梁佩芬像阿巴公一样视钱如命，看着她冷若冰霜一脸讥诮，我亲手掐死她的念头，也不知在脑子里闪过了多少回了！但是，我不敢这样做，一、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二、我们的婷婷不能没有妈妈；三、也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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