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大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支招儿。
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
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
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
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小号的合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
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第三章
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协，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
说完这一大番话，她脸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绢擦脸。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
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
“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
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
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
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
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
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
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了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谴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了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
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
早已将卢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果然如一个收破烂的卢叔所料！
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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